問題不在美醜，而是文明力！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城市規劃系博士候選人 孫瑞穗
繼「高跟鞋教堂」和各縣市「天空步道」等俗艷型美學設計引發社會爭議之後，近來又有南投瑞龍瀑布設置「空中觀景台」，太過浮誇的設計被專業界和民眾批評，認為這種唯我獨尊、突兀而與周遭環境差異甚大的人造物設計將嚴重破壞自然景觀。
有些人覺得這個觀景台設計很醜陋，有些人覺得很美艷又平易近人。有些人覺得開發自然景觀不該破壞自然本身，但有些人卻覺得環境設計本來就該大膽創新。有些人拒絕自然地景過度開發，但有些人卻覺得如果不開發便活不下去。到底在保存與開發、保守與創新、美麗與醜陋之間，環境發展該有的「評鑑標準」在哪裡？！又，甚麼是格格不入的外來勢力侵犯與破壞，而甚麼又是「具有台灣特色」又符合「當代美學」的環境設計？！
歐洲公共建物美學評論大師 R. Sunnet曾說：「城市及其公共建物，是現代物質文明的體現（embodiment）。」意味著一座博物館、教堂、公園或圖書館的設計、一件廣場公共雕塑的型態、一座植物園裡池塘、花樹和公共建物的比例分配，都可以表現出這座城市的政府和人民的「現代文明力」。要解開這瀑布觀景台的爭論，我們應該暫時離開「好」或「壞」，「美」或「醜」的設計物本身，用一個比較社會學向度或歷史長期觀察來看環境設計美學形式的變遷，到底這生活環境文明的「文明內容」該用怎樣的美學形式來呈現才是恰當的問題。
一點「歐洲味」：代表公共空間和公共建物的設計水準
文藝復興以降，以人為尺度的公共建物大量出現，許多城邦的治理是通過「公園」來建立管制標準。許多貴族或新興布爾喬亞階級開始在公園中舉行各種慶典、家庭野餐或親友集聚等，讓一般人民可以通過參與和觀察公園中的社交和聚會活動，藉此來建立公共生活的「禮儀」和「規範」。工業革命之後，工業文明力增強，民族國家接著建立，因此這個「公共空間」就成了文明水平的關鍵表現場域。
我們常在觀光活動中，驚艷於設計良好的空間品質或秩序，並認為這便是一種「歐洲味」，其實講的就是公共建物或公共空間的「優良設計水準」。十九世紀以後，為了維持這種文明水平，幾乎每一個朝代的統治者都會仰仗文明創造力和美學能力超群的規畫師或建築師，來主持與捍衛一座首都的文明典範。以巴黎為例，就是總鋪師郝斯曼的作品，有如太陽般放射狀的道路和道路終端的紀念性建築，象徵著法蘭西帝國的宏偉秩序。
二戰後則由自稱為「國家建築師」的共和國總理戴高樂，以「文化立國」精神來主持巴黎的美學秩序和公共建物的設計藍圖，才有了今天以美術館、博物館和文藝中心為基礎的「花都巴黎」。我們需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物質文明，重點不在見仁見智的美醜問題而已，而是有無「重建」或「發明」文明秩序的魄力。為了維持這種文明能力，法國在整個國家政策上特別重視跟「美學」或「設計」領域的專業人才，並給予特殊的地位和榮耀。
北美的民粹主義美學：俗艷親民的「美國味」
在台灣，我們受到美國的影響比歐洲更直接。而美國的公共空間秩序無疑地是經過平民革命之後的民粹導向。二戰之後的公民權運動讓整個戰後的美國，在公共建物上以實現普世價值和族群平等為依歸，在設計上也傾向於民眾參與的平民風。而八O年代壟斷資本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則讓私部門的投資支配了大部分公共空間的形塑。
一種在建材上講求快速、低廉、大眾化的風格隨之出現。因之，以好萊塢為例，誇張的看板與情慾放縱的俗艷風格在私部門的建築和設計中成為主流。而在公部門所主持的公共空間則趨向平民化風格。以千禧年為標竿的「芝加哥千禧公園」為例，便是將一個本已廢棄的荒地，通過民眾參與的手法，將每一個居民的臉投射在公園中的數位面板上，有如父母親臨現場看護兒童，因而即便夜間的噴水廣場上仍有孩童遊戲逗留，也不擔心社區中頻仍的暴力侵害。這種俗艷、科技化又親民的風格，逐漸支配了北美的公共領域和公共建物。
「日本味」的美學形式：戰後社區營造和文明反思運動後的「自我發明」
在台灣一談到環境美學，除了歐美之外，我們還經常引用戰後日本的典範。那些融合了風、水、日照等元素的自然主義建築、簡約風的設計手法、清水混凝土的塑模，組成了一種無以言喻的「日本味」。然而，這些理所當然的日本風格，並不是傳統流傳下來或天生就有的。
它其實是來自二次大戰失敗後奮力圖強的國族文化反思運動，加上戰後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練習不綴的建築實驗，以及九O年代意圖回返世界舞台的全球化決心，所綜合產生的前所未有的戰後獨特的「日本風格」，一種歷史傳統的「自我發明」。這種想要從歷史遺骸中重生的意志，是自我發明背後的力量，並深刻地影響了早期台灣執政者的美學觀點，因此，日本風格也成為台灣主流社會的美學參照架構之一。不過，這樣的影響並沒有真正成為庶民公共空間的主流。
何謂「台灣的」空間形式？ —年輕世代建築師及其空間創新運動
當我們提問：甚麼是「台灣的在地空間形式」？！浮現在腦海中的日常空間，往往都是一些速成而廉價的違建、夜市、攤販等臨時搭建的「逃難美學」。這個逃難美學現象一直到八Ｏ年代末解嚴後的城市現代化運動開始才逐漸轉變。
宜蘭縣的陳定南縣長是解嚴後第一位以現代化的都市設計取勝而獲得民間認可的政治人物，他邀請日本從事社造運動有成的象集團到台灣來，為東山河河岸進行都市尺度的環境設計。也因此造就了當時還是反對黨的民進黨城市政績，間接幫助了1994年陳水扁順利當選台北市民選市長。
接著是九Ｏ年代前半段以「城市公園」為主的民眾參與設計運動，第一次在台北市的公共空間中進行大規模的都市形貌改造，並促成了「民眾參與」制度成為都市計畫必要的法定程序。人民的參與促使過去空間決策的黑箱被迫透明化，使得在戒嚴法壓制下肅穆而無趣的公共空間，開始有了新而生動的表情。
接著，幾次意外地震天災造成損害，提供了地貌改變的契機。像是九二一地震之後的「校園重建及創新設計運動」。幾所本來幾乎被摧毀的校園，重生之後的建物不但比原先的好看，且校園運作被全面更新而顯得欣欣向榮。
這些點狀的努力逐漸積累，在二十一世紀轉交和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促成了由營建署和觀光局等機構合力促成的「城鄉風貌轉型」及「魅力城鄉」環境設計運動，開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促成公共空間的美化。
這些因應時勢的環境政策，引發不少年輕世代建築師投入空間創新設計運動，諸如：宜蘭新生代建築師 （如：黃聲遠等）的另類田園生活空間實驗，各地方政府和專業者尋找傳統建築原型的「宜蘭厝」或「高雄厝」運動，2009年起又有建築師學會及建築系所師生一同建構「實構築」（Tectonic Becoming）運動，強調空間的實驗與實作精神及追求空間品質提升，以及近年來藝術專業科系師生在古蹟活化、閒置空間再利用與「藝術界入空間」創新運動的努力等等。
台灣的地景風貌改造運動，缺少了核心美學的深度探索、架構與整合
以上這些建築實驗運動具體有成，對現實的空間改造也有目共賭，只是這些零星的設計運動和地景風貌美化運動，仍缺少了核心美學的深度探索、架構與整合。與日本七O年代的空間實驗比較起來，他們有更強烈的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及文化維新運動，以更集中、更高層次、更全面性的規模來尋找「新日本精神」及其文化象徵，而台灣似乎在象徵層次上缺少了尋找台灣精神及美學象徵的企圖。以至於，十多年來在生活和空間美學上的個別實驗和努力，缺乏一種強而有力的整合性架構和力量。
其次，過去以民眾參與和民粹主義打倒威權之後，這個由下而上的人民運動美學一直停留在「程序性的」參與層次，而缺少了「實質內涵」和「美學象徵形式」的提升。於是，我們不經心地縱容這個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美學運動，走向了平等、平凡和平庸，而不是在美學上具有形式主義的革命、突破與創新，甚至可以找出一種大家認可的「台灣精神」或「台灣味」。
例如，假設有一個閒置的河床用地，人們有機會參與設計的話，大部分群眾一心只想要蓋停車場來賺錢換現金，而無心於山、河、住居與自然之間永續關係的想像力。換言之，台灣物質文明的發展似乎少了一個美學和精神文明的提升程序，原地踏步的結果造成了民眾所參與的設計往往走向俗艷化和平庸化，便宜、俗氣又大碗，成了當前普遍的「台灣味」。缺少向上提升的文明自省、文化昇華和美學創新運動，可能是當前民粹主義真正的隱憂。
話說回來，高跟鞋教堂不醜，它不過是以美學形式反映了台灣當前速食主義又俗艷化的文明而已。而有如孫悟空到此一遊突兀效果的觀景台設計，也不過就是展現了當前台灣人的文明力罷了。真正問題不在設計物的美醜，而是設計物背後的文明力、美學力和設計力可能因經濟發展停滯而原地踏步太久了，該反省的是關乎文明水平的美學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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