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社會系學生/自由學聲發起人　徐連毅

鬧得我國風風雨雨的反課綱事件在「颱風來襲」之下，學生以階段性任務達成為理由退場，整場運動草草結束，甚至沒有改變任何一件事。爭議課綱的處理和當初五月府院的決議一樣，「新舊並行、爭議部分不考」，若要說這次運動啟蒙了高中生，恐怕過於牽強。對於這群本來就會關心公共事務的高中生，包含當初在校內和友人舉辦講座的我而言，這次運動頂多是鼓勵他們走上街頭，而當初的純真熱血的學生運動，在台聯和民進黨等團體的介入之下，已經變調成反國民黨的政治事件。

我接觸到的藍綠兩黨人士及不同立場的青年朋友，都承認教育部在這次課綱事件中的確有行政瑕疵及官僚保守的錯誤處理心態，不過整體而言還不到完全退回的嚴重程度。也就是說，學生毫無妥協空間的要求退回課綱，暴露了我國社會近幾年來的嚴重社會問題：民粹治國。

自野草莓運動開始，近幾年的社運都旨在追求所謂的社會公義及反政府權威，不過社運人士常懷抱崇高理想，而理想是毫無妥協空間的。也因此在和政府的談判或是對話時，常常無法接受行政官僚所謂的「妥協」，只有接受我的要求或是談判破裂兩種選項，也因此幾乎每次的重大社運常常會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及結尾。但是就政治及行政上，絕對不是零和遊戲，在黑與白、是與非之間，仍然有許多的模糊空間、灰色地帶。政治及公共事務涉及太多私益及公益的總和及衝突，也因此行政人員及政府往往會趨向保守及追求穩定，進入一種常被社運人士譏笑的「沒犯錯就是成功」的思維。不過這種思維並不能責怪公務體系及官員，這的確是一種政治學上所謂的行政慣性。

不過由於近來的社運動輒衝撞公署、封鎖政府官員座車、包圍、路過……，其激烈的程度及次數都不斷提高，政府人員基於這種「不要惹事生非」的慣性，行事更加趨於保守。舉例而言，政府在林義雄絕食時就決定停止核四的興建案，讓經濟學人批評台灣是走入「街頭治國」的危險狀況，這種社會世態及氛圍也導致政府最近幾年行事綁手綁腳、形象愈趨軟弱。

台灣的停滯及重大建設的停擺，有部分要歸咎於政府行事不力，但難道動輒走上街頭、衝撞官署的民粹民眾不需要負起一點責任？如果真的懷抱理想，那麼除了甚麼都反之外，民粹式的社運組織，包含這次衝撞政府的反課綱學生應該想想，如何落實理想並實踐之，如何在貫徹自己理想時可以包容、加入他人聲音，不是什麼事都可以用一句「開放透明、全民參與」就可以解決的。台灣的政府及人民若繼續民粹治國，那麼1980年代南美國家的下場就是我國未來可能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