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弒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提案之分析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吳盈德
一、前言
台北市內湖區於民國105年3月28日發生 4歲女童遭到隨機砍殺死亡、身首異處，震驚全台。這是過去4年來台灣發生的第3起隨機殺害兒童案，這起命案令台灣震驚也引發省思，不禁讓人要問：為何近年來一再發生此類事件，又要如何防範？事實上，每當此類凶殘事件發生時，便引發死刑存廢論戰，立法委員旋即提案要求對隨機殺害12歲以下孩童者，皆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事實上，特別是在仍保有死刑的我國，對隨機殺害幼童，當可處以死刑應無疑義，但是否仍有修法之必要？
二、日本弒童之刑責及立法參考
2001年6月8日，一名無業男子宅間守闖入日本大阪府池田國小，持刀殺害8名兒童，並造成15人受傷的瘋狂砍殺事件，致引起日本社會極大的震驚。由於行為人手段冷血與兇殘，就易與反社會人格或精神異常劃上等號，是否有日本刑法第39條，即心神喪失不罰或精神耗弱得減的情事，就成為審判的焦點。而行為人於精神鑑定後，確實顯示其有被害妄想與強迫症等精神疾病，且經核磁共振掃瞄腦部，亦發現被告的中腦左側有病變之情況。惟鑑定報告仍以此等精神障礙，並不會影響是非辨識及行為控制之能力為結論，再加以法院認為被告有詐病以規避死刑之嫌，故最終法院仍認定無心神喪失或耗弱之情狀而處以死刑。如此的過程，讓日本各界質疑刑事司法在面對精神障礙犯罪者的束手無策，致促使日本國會在2003年通過精神醫療觀察法，加強精神障礙觸法者病狀的矯治及社會的復歸，並配合多元的通報與預警系統，避免悲劇再發生。
台灣這幾年冷血弒童事件行為人都有幾點共同的特徵，一是被害人與行為人並無任何關聯，不構成行為人犯罪的動機；二是行為人都選擇無力抵抗的弱小兒童殺害，卻都以精神狀態為由欲逃脫死刑。我國刑法第19條也就是精神病患必減條款，甚至還可能判無罪或減輕其刑，這條文立意雖美，但是否有完善的配套措施？現在，政府立即能做的就是立刻修法，明定對於隨機殺害12歲以下兒童者判處死刑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同時，對於凶嫌精神狀態的認定，應採取日本的最嚴格標準，以遏止模仿效應及僥倖心理。
三、人權兩公約是否有被擴大誤用
2012年台南湯姆熊方姓男童遭兇嫌曾文欽在廁所殺害、北投文化國小劉姓女童遭兇嫌龔重安隨機割喉案，法官均以我國簽署聯合國《兩公約》為由，要求不得對精神障礙者判處死刑，二嫌因此獲判無期徒刑。但事實上《兩公約》第3條規定，實施《兩公約》的國家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人權委員會決議，即敦促會員國不得對精神障礙者判死，並沒有強制遵守的效力。另外，依據《兩公約》第6條規定並沒有說不可以有死刑，而是只有在違反最嚴重的罪刑才可以判處死刑。
反對者主張不宜修法改回唯一死刑制度，這樣違背兩公約精神，若真的修法上路，等於讓法官在量刑上沒有餘地，這樣並不好，明顯走回頭路。現實是，我國的多數民眾支持經由法律程序判決被告死刑，法官雖有就犯行與罪責作衡平考量之空間，但難免會陷入人的主觀，為避免法官的恣意性，仍應引入一些客觀的標準或量刑指導綱領。
四、結論
即將上任的蔡英文總統亦曾公開說過，廢死需要兩個條件，一是需要社會共識、二是需有完整配套，但這兩個條件在現今台灣還不完整、不存在。如此看來，現階段立法至少要依循民意，立法者若認為弒童案件有從重處罰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且透過立法手段可發揮以儆效尤，維持社會秩序的一般預防效果，並可適當限縮法官的裁量空間，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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