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察大學助理教授 賴擁連
邇來近日社會屢傳無差別殺人事件（indiscriminate killer），對於殺害無辜之十二歲以下孩童，更是引起社會公憤與大眾恐慌，對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進行審查《刑法》，並提出增列弒童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條文以為因應。個人認為此乃民粹操弄下急就章的作為，對於此類犯罪的消弭，於事無補，甚至修正條文中針對是類犯罪人，再度寄出「死刑」的假議題，更顯這些修正條文的爭議性質。本文乃針對以下四個層面，分析個人淺見。
首先，從其他國家是否有針對弒童者加重刑責的立法例觀之，似乎是沒有的。查本案提出，是針對「隨機殺人」（indiscriminate killer）而來，日本翻譯成「無差別殺人」，強調的是一種非理性的攻擊。相同的案件在美國稱為大規模或暴怒（mass or rampage）殺人。在美國殺害幼童或老人，僅算是加重因素（aggravating factors），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充足的抵抗或自衛之能力。但是美國在1976年的Gregg v. Georgia與1987年的Sumner v. Shuman判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已接櫫，沒有唯一死刑的量刑要求，因為唯一死刑被視為違憲。換言之，美國對於死刑制度的存在是合憲的，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唯一死刑以及判處死刑的程序是否符合正當程序原則的問題。事實上，各國對於弒童者加重刑責的特別規定，其實甚少，即使在美國，類似的案例甚少，例如佛羅里達州在2015年的州刑法中（The 2015 Florida Statutes），將弒童歸為一級殺人罪，最重得處以死刑，其餘各州似無類似的條文規範。[1]因此，如果從美國法的角度來看，隨機殺人或無差別殺人，或是弒童，應該是法官量刑的考量因素（即加重判處死刑的要件或因素），似乎不需要再額外訂定專門條文。
其次，從刑法增訂弒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可能衍生的實務運作視角來看，當前臺灣在死刑的實務運作上，並不缺乏死刑制度、也不缺乏死刑犯，但缺乏有魄力、有擔當的死刑執行者。我非常敬佩當前的羅部長瑩雪，任內還有幾次執行死刑，但目前北所的死刑犯仍有20名，全臺尚有40名待執行。過去曾有部長因為沒有執行死刑掛冠求去。針對政務官為何無法執行死刑的部分，個人覺得監察院是否應該主動查查，為何歷任法務部長不能依法執行死刑？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還是受到特定團體的干預？這樣的干預掣肘死刑的執行，對嗎？死刑不執行，對被害當事人及其家屬而言，正義公平何在？這些死刑犯在看守所等待死刑，箇中煎熬，非一般人所能體會，曾有不少死囚寫信給法務部長，稱願意放棄任何非常上訴或再審的機會，只為求一死，早日投胎，但因為一些特定團體的干預，無法如願。這就是被害者家屬以及民眾對於法務部執行死刑的期待嗎？
另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死刑犯的管理，其實是非常辛苦的，看守所要花更多的人力戒護與監視他，提防他自殺或被其他人犯欺負。4月7日鄭捷蒞庭最高法院，曾說矯正署是「懲罰署」，我想說的是，他「得了便宜還賣乖」。鄭捷在羈押期間，看守所要花多少人力戒護他，各位從媒體都看到的他還可以打羽毛球，與其他人犯有說有笑，他的旁邊有兩位戒護人員戒護著他，照片上還可以看見他吃的白白胖胖，與剛進去身形，判若兩人。享盡看守所中高級的囚犯待遇與福利，還指責看守所是「人形廢棄場」，這就是今日死刑犯的實務運作。對照被害人家屬在陰暗角落的啜泣、創傷症候群的難以回復以及躲不掉的恐懼與陰影，我們的司法正義何在？
其次，談談無期徒刑的實務運作。大家總認為將這些惡行重大的犯罪人丟到監獄中「眼不見為淨」即可，除了處以無期徒刑外，最好再加上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永遠在監獄中終身「教化」。但我想說的是，大家似乎又太抬舉矯正署了。兩個數據證明當前矯正機關戒護與教化人力不足的窘境。目前監所戒護人力比是1：12，教誨師人力比是1：350。在一個小學班級，一個老師教授35個學生，都不能保障這些學童的行為都能正常發展，更何況要求教誨師教化要能成功？更誇張的是，自去年211高雄大寮事件發生後，臺灣的戒護人力問題，還是沒有改善，臺北監獄最近一棟新建房舍要啟用，預計收容1,500人，需求67名戒護警力，矯正署說，1個都無法給，面臨到有設施卻無管理人員戒護人犯的窘境。更不用說這些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在監需要更多的管理與照顧警力，防止渠等欺負或霸凌其他同學。如果是不得假釋受刑人者，因為沒有明天，經常大錯不犯、違規不斷，是各監所的頭疼人物，法務部矯正署欲集中管理，苦無經費預算與足額警力，因此，僅能維持原狀，由各監所打散在各工場與舍房中管理，祈求平安，不要發生重大戒護事故。這就是實務運作，所以，如果沒有相關配套措施，將這些弒童犯判處無期徒刑而奢望教化有功？無異是緣木求魚。
總的來說，現在的司法實務是，被判死者，不執行死刑；被判無期徒刑者，國家又不增加人力與經費改善監禁環境與處遇品質，那判死刑或無期徒刑有何效益？監所人權與處遇品質不佳，每每成為國際人權團體抨擊的對象，貽笑國際；另一方面，因為上述刑罰不執行，對一般社會大眾或潛在性犯罪人而言，並無刑罰嚇阻效益，社會重大殺人事件還是層出不窮！須知「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訂定再多的重刑，沒有能力執行，今天的增訂條文也只是民粹主義操作下的作秀而已，毫無實益！
再者，刑法增訂死刑或無期徒刑能否遏阻弒童案之發生，如同前述，效果有限，再分三點說明。第一，今天針對弒童案件增訂死刑或無期徒刑，是否會迫使社會上潛在性殺人犯，將對象鎖定七、八十歲的老年人？抑或是懷胎婦女？或殘疾人士等這些社會上的老弱婦孺，若是這樣，今日的增訂條文乾脆直接訂一個「殺害老弱婦孺條款」好了。須知，社會上仍是有些潛在性犯罪人是有理性的、是功利的，會算計的，例如在台南電動遊樂場殺害男童的曾文欽，法律條文與法律判例，是會被這些人瞭解與識破的，當您規範了殺害某些族群時會判死刑，他可能就找其他的族群殺人，這樣法律是增訂不完的，與其如此，不如回歸刑法第271條的規定。第二，死刑或無期徒刑無法遏阻殺人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很多殺人事件的發生，行為人不見得都是處於完全的自由意志，可能是係基於瞬間情感、或是精神喪失或是用藥的後遺症等，因此，針對弒童案件增訂死刑或無期徒刑以達嚇阻效能，效果有限。國外的研究已證實，死刑是無法達到嚇阻的效果，換言之，倡議以死刑嚇阻弒童事件或隨機殺人事件的再度發生，個人淺見是無法達成的。第三，在本修正條文立法理由說明提到，近三年（101年至103年）涉及故意殺人罪的案件中，有48名被害人是未滿十二歲兒童，如果仔細去瞭解，可以發現很多都是家長或親友殺害的，像內湖案或北投文化國小或是台南曾文欽的案件，少之又少，而家長殺害，有些也是經濟問題，舉家自殺結果小孩死掉，大人還活著的案例，亦有所在，這種家庭已經屬於高風險了，刑法授權法官又將這些家長判死刑或無期徒刑，這樣的刑罰制度存有意義嗎？「刑罰要謙抑、要悲天憫人才對」！因此，個人認為，還是回歸刑法271條殺人罪，強化法官對於判處死刑的心證，才是王道，並針對相類似的重大刑事案件不做出死刑或無期徒刑判處的法官，進行評鑑調查，以昭公信，並重拾民眾對司法的信心。
最後要說明的是，個人不贊成本案增列條款的提出，就代表本人支持死刑之廢除。我們觀察一個社會現象，內湖女童被砍殺事件發生後不久，就在3月31日當天，台南也發生類似的殺童事件，警方馬上介入偵查。但在爆料公社披露後，沒有具體說明下，衍發出警察包庇嫌疑犯的耳語，發生群眾圍住派出所要求警方把嫌疑犯交出來公審，否則不離開派出所的鬧事事件。聯合報在4月6日的社論裡稱這是「社會盲動」，挑戰國家公權力，質疑警察機關的無能，認為這種行為不應該助長，要杜絕，要警察機關硬起來。
我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的是，警察是代罪羔羊，民眾搞錯對象了。民眾的行動，其實是一種想向政府討回私力報復的救濟運動，而且可能會逐漸蔓延。它代表的信號是，民眾已經不再信任國家公權力，因為過去幾年對於司法的審判，已經失望透頂，他們想要回自己原有處理糾紛的權力，透過私力救濟、私人報復，替被害人討回公道。各位看看美國電影〈重案對決〉，英文譯為〈守法公民〉（law abiding citizen），本案男主角為何最後尋求私力救濟，為自己的妻女討回公道？就是因為對於當前的司法系統，僅著重加害人的權利而犧牲被害人的利益，更有甚者，司法官僅強調自己在每個案件中的表現，為了升官，即使犧牲了被害人的權益也在所不惜！莫怪乎民眾對於司法判決沒有信心，進而要回自己的權力，尋求私力救濟以伸張自己的正義。這部電影，對照台南地區民眾包圍派出所要求警察交出嫌疑犯的行動，反映出臺灣過去幾年來司法對於重大刑事案件判決的顢頇、曲高和寡與背離民意，特別是一些該判死刑的罪，受到廢死聯盟掣肘，抑或是法官對於兩公約錯誤的解讀，進而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結果，讓被害者的正義無法伸張，讓臺灣民眾的法情感無法獲得滿足。須知，國家司法權的擁有，是民眾所給予的，但國家的司法權無法代替民眾伸張正義，還給他一個公道時，這種「社會盲動」將會一直出現，壓迫政府、壓迫司法，直到做出公平的處斷為止，大家希望社會如此動盪下去嗎？因此，個人主張，法官應該回歸到刑法的規範以及過去判例的羈束，當構成要件該當者，該判死刑就判死刑，不要受到一些團體或沽名釣譽的影響，左右心中的尺度，並且多多關注被害者的心聲與冤情，替其討回公道，才是死刑或任一刑罰制度存在的本質。
[1] 蔡昆洲，刑法增訂特別條款爭議書面資料，2016年4月13日立法院「修法修正弒童處死或無期徒刑爭議」公聽會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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