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政研所　張逸帆

很多台灣人問過我為什麼會選擇來台灣讀書，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很短，短到用一句「想不開唄」就能搪塞過去；當然也可以很長，長到故事不知從何說起。

我大四即將畢業時面臨著好幾個選擇：有兩個工作的offer，一個來自於某top500企業，可以輪流在不同國家工作；另一個來自中國某培訓機構，工作很辛苦，但月薪可達1.4萬人民幣（約7萬臺幣）。而在學業方面也有兩個選擇，一是去香港直攻Ph.D.，但是一個我並不十分感興趣的方向；二是留在我母校某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兩年以後公費去澳洲讀博。每一個選項似乎都不是完美的，但每一個選項似乎也都還不錯。但當臺大的offer一來時，我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地選擇了飛蛾撲火。身邊的人對此甚感詫異，問我為何，我說，沒為什麼啊，想去就去唄。

對我來說，無論做什麼事情，順心意最為重要。

我身邊有些人把台灣當成他夢中的「民國」，滿腔熱血卻二十幾年報國無門的他們恨不得把蔣公日記全部刺在背上；也有些人一心想要輸出社會主義價值觀，讓這個孤懸海外的島嶼早日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但我從一開始就對台灣沒有什麼特別的期待，不論是積極的，還是負面的，所有的動力歸根結底不過就是一句「想來就來」。我當然知道「三限六不」對陸生的限制，但我並沒有任何衝動或悲情想要去挑戰與衝擊這種限制。我僅僅把它們看成是契約的一部份，在你決定接受台灣的錄取時，便意味著你願意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款。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沒有什麼滿腹牢騷，沒有什麼所謂的淒淒慘慘戚戚。

後來，在陸生加入健保問題鬧得沸沸揚揚的那一陣子，有朋友對我的這種「冷漠」表示了極度的不滿。他問，「陸生不能加入健保是不是歧視？」我答，「當然是啊。」「那你作為臺大政研所的，為什麼不加入我們的活動？」他追問。我覺得跟他解釋太麻煩了，所以便藉口上廁所逃走。

陸生受到的待遇是不是歧視？我想答案是無可置疑的。就一個正常國家來說，無非就是「國民待遇」與「非國民待遇」。理論上來講，如果強調「一中」，那麼陸生應該享受國民待遇；如果是強調「兩國」，那就應該享受外國人待遇──也就是說，無論如何，陸生至少也要有和外國人同等的待遇。那麼，陸生既不是本國人又不是外國人，基本上也就不是人了。這個道理很簡單，台灣人也不是不懂，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中國，出在那個讓台灣人普遍存在傲慢、偏見、厭惡、恐懼、驕傲而自卑的「中國」。台灣人不可避免地把對於「中國」的種種情緒，轉移到陸生這個群體身上來。當陸生想要健保的時候，台灣人想到的是飛彈危機；當陸生不能打工的時候，台灣人想到的是中國不斷在外交上打壓台灣。人們或許不會把自己的厭惡或不滿直接表達在任何一個具體的人身上，但當對象成為與「中國」同為群體性概念的「陸生」，那種在心中壓抑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情緒便會無法克制地以任意行事爆發。台灣人並不真正討厭陸生，也並不真正害怕他們所帶來的競爭；台灣人只是討厭與害怕，他們身後的那個中國。所以，台灣人錯了嗎？台灣人沒有錯。

但陸生們錯了嗎？陸生們也沒有錯。在陸生朋友中有一句話一直蠻流行的：「台灣成為了我們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陸生中有不少人，或因為不滿於那個中國的現狀，或因為不滿於某黨的統治，或因為不滿於專制的制度，千方百計漂洋過海，想要來感受一下民主與自由的魅力。到頭來卻發現，這個民主的國度運用了無數的國家機器對自己加以歧視，這個民主國度的人們，往自己身上套上了沉重的「中國」枷鎖。終於，他們對民主的美好想像逐漸幻滅，驀然回首，發現原來祖國才是最好。

我剛到台灣的時候，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仔細研讀了好幾個版本的台灣史，左的右的統的獨的自認為中立的，所以我知道，台灣人沒有錯；與此同時，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幾乎無時無刻不處在這種若有若無瀰漫在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歧視當中，我當然也知道，陸生們沒有錯。所以，這或許不是一個對錯的問題，這只是屬於一個時代的悲劇；而不巧的是，陸生，這一群在夾縫中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人，扮演了這場悲劇的主角。所以，當陸生們在要健保的時候，他們要的到底是什麼？他們要的不是天天吃飽了沒事做跑去三總洗個腎，而是一種和別人一樣的，不受歧視，不當異類的尊嚴。

我從來不認為以陸生的力量可以改變什麼，因為在這個體系裡，陸生無疑是沒爹疼沒娘愛的最為弱勢的群體。這不是逆來順受，這只是無可奈何。不想被歧視的不要來，受不了歧視的趕緊走；若你能夠在這種歧視下，變得更加堅毅，不自卑，但也不偏激，那麼恭喜你，這或許才是來台灣最大的收穫。

最後說一句：我發誓馬英九真的沒有每個月給我發三萬；要是有的話，我天天在椰林大道擺流水席。蒼天為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