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林達
鄭捷迅速槍決，讓我們發現執行死刑之時間，實可長可短。此長或短之時間，取決於法務部長羅瑩雪女士一人。
鄭捷之死，猶如「斬立決」；鄭性澤之未死，猶如「斬監候」。遇廢死者之王清峰部長，則一律「死緩」。遇死刑支持論之曾勇夫部長，則依序槍決。此「人治」之「死緩」，對比於彼岸刑法「法制」之「死緩」，奇哉！
死刑與廢死勢同水火，是否無法相容？筆者不揣淺薄，提出一個全新的概念設計─ 「死緩參審法庭」。謹本於刑罰目的與人性尊嚴，拋磚引玉，供諸君共議。
進入新概念以前，筆者先就若干廢死論者提出的傳統配套作法 ─ 「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此制不可採加以說明。
「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早已受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1977年判決（BVerf GE 45,187）的批判，該判決指明「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原則上仍應重保有重新享受自由的機會，此乃合乎人性尊嚴的刑罰執行的前提要件。」歐洲人權法院也多次批判「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違反人性尊嚴。可見這個做法的正當性備受質疑。
實務獄政管理上，「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更不可行。因為，當受刑人表現再好也沒有任何酬賞，再壞也不能施以更重懲罰，無異於賦予他無限自由、恣意妄為，甚至賦予他殺害任何一位獄友或管理員的權力。四年多前，死刑犯王志煌只因獄友拒絕幫他傳紙條，竟趁機拿筷子捅進對方腦顱報復，檢方只能再以殺人罪起訴。但王志煌應該不會在乎吧。
人因懷抱希望而活；若毫無希望，與死何異。把人關到老死，告訴他永遠沒指望了，剝奪他一切的希望，有些廢死論者認為這比死刑更能達到刑罰的效果，這樣出自捍衛人性尊嚴的廢死論者的口中，實在突兀。更弔詭的是，這種做法最後被懲罰的恐怕不是無期徒刑犯，而是監獄管理員和他的獄友。（如果有人認為可以永遠讓他獨居，那他可能對獄政管理還不太了解。）
若能將人性尊嚴與人性動態發展的假設，納入一種全新的機制，並且獲得民意的支持，「死緩參審法庭」或許是一種新的嘗試。我們可以試著將實體法上的死刑緩刑措施，和程序法上的人民參審程序加以組合，發展出解決死刑存廢問題的新模式。
此制度有四個重點：
第一，法院判決死刑同時諭知緩執行二年；
第二，每兩年召開一次「死緩參審法庭」交由人民參審判決；
第三，人民參審可作出「執行死刑」、「再緩執行二年」或「減為無期徒刑」等三種判決結果；
第四，「執行死刑」與「減為無期徒刑」之判決必須全體一致決，若無法一致決即宣判「再緩執行二年」。
法院判決死刑同時諭知緩執行二年
此制度下，法官宣判死刑時，法律明定自動宣告緩期執行二年，此二年乃法律之明文，並不因其犯罪情節、目的及動機而有所增加或縮短。緩執行二年之原因有三，一是以「法制」的不變期間取代法務部長之「人治」的不確定期間，二是等待社會民粹的激情稍微降溫並觀察死刑犯之態度，三是搭配後續「死緩參審法庭」及修復式司法之理念。
在此略述修復式司法之理念，此係近年來各法律先進國家之新興思潮，司法院及法務部也開始推動。其理念在協助被害人家屬與被告彼此諒解，消弭怨恨。其實在殺人罪也一樣，例如北捷殺人案之被害人家屬難以取得賠償，更對被告及其父母充滿怨恨，另一方面被告父母或親屬同樣承受許多屈辱與怨恨，面臨孩子將被處死的無助，要怎樣道歉與和解，遑論做出賠償呢？受刑人將被處死，雙手一攤擺爛等死，死刑犯的父母或親屬也只能陪著等死，不抱任何期望，轉而自我否定，難以從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得到晚年的救贖與解脫。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給彼此都留一個機會呢？死緩參審法庭就是這樣的設計。
每兩年召開「死緩參審法庭」
死刑緩期執行二年屆滿時，法院應組成「死緩參審法庭」，由新的合議庭三位法官及六位人民參審員構成，共同對該名死緩犯進行量刑裁判。法庭除應審酌刑法第57條情狀外，並得綜合審酌緩刑二年期間的態度與表現、是否做出賠償或道歉、是否有重大社會貢獻、再社會之專業評估等條件，最後選擇判決「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或「再緩執行死刑二年」。
合議表決權數的設計將是關鍵。若判「死刑」將立即執行槍決，若判「減為無期徒刑」則數十年後可能假釋。這兩者判決結果影響重大，必須九名成員一致同意，才能作出這兩種判決結果。若九名成員無法取得一致決，則自動宣告「再緩執行死刑二年」。
要讓九名成員達成一致決的「減為無期徒刑」判決極度困難。可以想像，除非死緩犯作了具體賠償，得到全部被害家屬的原諒，或做出感人而巨大的懺悔或貢獻，才有可能獲得九名成員的同情。而且死緩犯將要經歷一段非常漫長的努力。就算虛偽作假，也必須通過無數次「死緩參審法庭」的嚴酷考驗和尖銳質疑，而你我都有可能成為參審成員，可以自己判斷真偽，但至少給他一個機會呈現。（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刺激1995那部電影）
要讓九名成員要達成一致「死刑（立即槍決）」也不太容易，但若死緩犯擺明了想死，甚至愈發猖狂，殺害同囚或管理員，專業評估也證明無法再社會化，所有參審成員都一致決定「死刑」，再對這樣的人執行死刑，社會矛盾也不至於太過激化。畢竟他自己都說不想活了。
但是，若九名成員吵翻天，無法達成一致決，那審理結果就自動成為「再緩執行死刑二年」。先送回去繼續關著。
每兩年召開「死緩參審法庭」是保留死刑的可能性，也同時保留活著的可能性，迫使其自己決定，是否要選擇自我了結，還是接受獄政管理與人性教化，以及開啟修復式司法誘因的人性手段。可以預期，每個案件都不一樣，一切都是動態的，而絕大多數案件都將作出「再緩執行二年」之判決。如果始終都是「再緩執行二年」的判決，實質上將是「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因為仍保有一絲存活的希望，所以獄政仍可管理，也不必擔心可能違憲。
此制度鼓勵積極向善，嚴懲擺爛到底。因為「死刑」和「減為無期徒刑」都如此難以達成，這兩個極端的結果就如同尖刀和蜜糖都抵在眼前，要吃甚麼自己選擇也自己負責。受刑人在面對兩年一次審查時，必須承受莫大的煎熬，也懷抱一絲希望。而這個煎熬與希望，是法律所明定的，不倚靠法務部長的決絕或憐憫。表現好就有糖吃，表現不好繼續熬，表現極度惡劣就讓他求仁得仁。
廢死者的善良與盲點
其實，即便在已無死刑的國家，也偶會出現令人髮指之殺人犯，而不時出現恢復死刑的呼聲。嚴格而言，廢死之主張並不只是避免冤案，反而是殺人案罪證明確時，國家的道德立場是甚麼。僅僅廢除死刑，改為「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這個作法未必有足夠的道德高度。
「死緩參審法庭」寓含了人性尊嚴的精神，因為國家的道德立場應當預設人性是可引導向善的，而監獄的主要功能就是矯治。但「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與死刑一樣，都認為受刑人已無矯正可能，同樣蔑視其人性，雖然不想看到有人被處死，但卻又把他們棄為垃圾不願回收，任由長期腐爛發臭。
廢死者假設「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是一種「永久隔離」，其實只是天真與虛幻的想像，只是眼不見為淨，把問題丟給監獄而已。因為「永久隔離」只是隔離在監獄圍牆內，我國監獄收納總人數近6萬5千人，大型監獄容納數千人之譜，根本是一個具有完整人際網絡與生態互動的小型社會，還有工廠上課放風活動、寢室管理的幹部制度、親友接見等交流互動。長刑期犯人與短刑期犯人時有衝突，更衍生許多監獄次文化，如果再加入「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會產生更多矛盾衝突，這絕不是高喊一句人性尊嚴就可以擺弄過去的。
另一方面，直接廢死也是一種自廢武功的行為，猶如面對潛在的滅絕者卻放棄行使正當防衛的權利，卸下了對付社會公敵的武器。畢竟，今天不存在惡人不保證明天也不會出現，死刑論者未必缺乏憐憫心，或許他們也是哀憐明天潛在的被害人家屬，希望保有這個最強硬手段的機會。理性來說，一群善良的綿羊怎麼會有充分把握，能永遠關好一頭凶狠的惡狼呢？更何況，這些綿羊有時也會被抓進去，跟這頭絕望的惡狼關在一起。
死刑現制的僵化與靜態人性觀
現制的死刑也確實殘忍。國家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與矯治，但死刑徹底否定了矯治的可能性，也否定人性動態發展的未來性。然而，人為萬物之靈，有其稟賦與天性，都有無限發展可能性，這應當是國家與社會的道德立場與基本假設。再從和解心理學來說，許多被告（或家屬）在偵查中不願意和被害一方和解，起訴到法院卻和解了，其實是因為認知到定罪的可能性大增。還有很多被告即使一二審被判有罪還是不和解，因為還沒三審定讞，心裡還想要賭一把。偏偏常常賭輸，收到判決一切已成定局。再者，審判及判決更常受到民粹激情干擾，多年後確實有受刑人改過與懺悔的案例。
筆者以為，死刑的制度設計應當保留某種彈性，不是全有（廢死的必須生），也不是全無（死刑的必須死）。我們要找出一種制度可以彈性保留未來一切動用方式的可能性，「死緩參審法庭」便能調和這個可能性。而且，若被告在有罪判決確定後，仍有機會透過和解與懺悔獲得減刑，便是可能讓被告與被害方雙贏的機制，也是鼓勵人性向善的機制，更是修復式司法應該努力的方向。
再者，死緩和立即執行死刑相比，提供給冤案足夠的緩衝執行時間，使其可在死緩期間內提出再審、非常上訴或爭取赦免。以最近的鄭性澤案，或先前的蘇建和案為例，其不執行槍決的死緩是來自於法務部長一人的恩賜，不如改制仰賴「死緩參審法庭」之人民公決，更能獲得法治之保證，以及提供每一個案之公平對待。
催生一種符合人性尊嚴的新制
人性尊嚴是國家的法律和道德要求，良好的機制應該寓有隱惡揚善的傾向，死刑缺乏隱惡揚善的制度傾向，廢死者主張的「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同樣缺乏，且甚至鼓勵擺爛。「死緩參審法庭」提供減為無期徒刑之可能，乃欲藉由減刑之誘因，鼓勵死緩犯改過自新，反省悔過，並盡最大努力彌補被害家屬，也讓社會樹立多一些正向案例與故事，引導人心向善。
筆者冒昧提出此兼融與折衝之制度，希望能在死刑與廢死的二元對立之外，提供一個更符合人性，能保有各方優點的新選項。最末，諸君若覺法院過於恐龍，不如自己來參審；司法院正在推動的觀（參）審制，涉及認定事證、適用法律及沒收量刑無比複雜，不如先試推此制（只涉及量刑）。最後也希望拋磚引玉，期盼有更多新創想注入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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