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   楊泰順教授

 

討論「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時，德國處理東德共產黨黨產的經驗常被許多人引為圭臬，不僅藉以證明清算國民黨黨產有正當性，程序上也提供了不少借鏡。目前提出於立法院的各項草案，許多便大幅度抄襲德國的立法例。事實上，民主轉型國家大概也只有德國，能透過立法手段和平的處理歷史遺留的正義問題。但德國的處理模式是否適合台灣複製？恐怕還有斟酌的空間。

 

東德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過去都曾是威權獨裁政黨，這點無庸爭辯。但若因政黨曾有晦暗的過去黨產便必須充公，則當今世上的民主政黨恐怕很少可以全身而退。德國人支持清算共產黨，因為西德法院遠在1956年便已宣判共產黨為違法政黨；且統一前西德憲法早已明訂：「政黨必須公開帳目明細」，統一後以此基礎清算一個早被認定違法的政黨，德國人並不存在法治概念上的衝突。

 

國民黨則不同，迄今並無司法單位宣判該黨為非法組織，且長期以來台灣也沒有《政黨法》規範政黨應如何處置財產。現今立院多數黨不思建立一套適用於所有政黨的《政黨法》為國家建立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反而企圖訂定特別條例清算特定合法政黨的財產，無異於把政治鬥爭搬上檯面，對社會安定與法治精神絕非正面。

 

此外，東德共產黨乃由蘇聯在二次戰後所扶持，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員。透過共產黨以黨領政，蘇聯乃得以共產國際之名統領東德政府，使東德成為蘇聯的附庸國。故而，東德共產黨是個賣國政黨，不僅出賣了德國的主權獨立，也犧牲了德國人民利益。兩德統一前後，德國人找共產黨算舊帳，不僅符合多數德國人的心願，也稱得上正義的實現。

 

至於國民黨，無論動機是為了自保或權力，長期領導台灣抵禦中共侵犯是事實。儘管曾經威權獨裁，甚至造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但實施政經分離讓台灣人富起來，也散播了自由民主理想，對台灣的民主發展仍有一定的貢獻。如今「自食惡果」敗在自己吹噓的民主體制下，新的多數黨有意進行清算，恐怕有些人並不認同是正義的實現。

 

東德在1990年3月首次進行民主選舉，在野政黨擊垮共產黨後便立刻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共產黨黨產。目的除了防止黨產被不當轉移，也避免共產黨利用黨產東山再起。半年後兩德統一，舊東德法律被廢除殆盡，司法人員也被迫解甲歸田，但已執行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則受到尊重，轉型正義從共產黨倒台的一刻迄2006年止，獲得不中斷的持續進行。

 

台灣從2016年開始學步德國發動轉型正義便顯得有些奇怪，因為自1996年起，台灣便被自由之家評鑑為「完全自由國家」，2000年、2008年與2016年還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民主實踐20年後才啟動轉型正義，與東德無時差的整頓大相逕庭。這20年間多少人以合法掩護非法，貪婪的挖取國民黨資源再轉手善意的第三人，新的政府有心追究這段歷程，又是否準備面對無止境的醜聞與官司？

 

東德與台灣推動者均表示，處理爭議黨產的目的，是為了使選舉更具公平性。但在過去二十年黨產未處理的情況下，台灣不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黨產若是那麼神，國民黨為何會輸？再者，台灣選舉以候選人為中心，不同於德國以比例制進行政黨競爭。在候選人為中心的選舉制度下，保障競選的公平性，便應仿效美國以《政治獻金法》限制政黨捐款給候選人的額度，如此一來就算政黨富有也無法造成不公平競爭。今天國會多數黨放任政治獻金法的漏洞不管，卻集中全黨之力制定具有針對性的黨產處理條例，若說目的是為了選舉公平，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德國所以能成功追討共產黨不當黨產，原因之一乃得利於外在權威的協助。當共產黨首次失去政權，初試鶯啼的執政黨若無西德提供專業的協助，如何有足夠的人才解讀那包括一百三十餘家信託公司的爛帳？尤其海外資金的流向若無西德的國際影響力又如何能大白於天下？兩德統一後，原西德政府以兼併者的姿態支持獨立委員會追討，東德舊勢力又豈有招架之力？由於外在權威的存在，東德舊勢力的反撲，便不致影響德國政局的穩定。當然，原西德上千億美金的挹注，更讓舊勢力的抗爭顯得微不足道。

 

台灣的轉型正義則如同「關門打狗」，完全不可能獲得外部的協助與權威的支持。一旦被清算的對象激烈反撲，政情的穩定便容易受到威脅。尤其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專法處理，緊鑼密鼓地在有限時間內清算半世紀的舊帳，反彈力道不言可喻。民進黨常說既有的司法程序緩慢而無效率故須立專法以求時效，但或許正因緩慢才使不當得利者的反彈可以消弭於無形。

 

總而言之，沒有人反對清理國民黨不當取得的黨產。但政黨輪替不是革命造反，中華民國仍然是個存續的政權，既存的法律秩序與政局穩定仍然應該受到關注。如果其他法制手段可以解決，又何必創下惡例，訂定專法對付特定政黨？一旦創下惡例，未來難保不會冤冤相報造成國家安定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