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老師 李愛民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複一年。尋有敕：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准折。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複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准折。道路之人，鹹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吳競，《貞觀政要》卷二〈論納諫第五 附：直諫〉
上述這段紀要，主要是在講述西元629年（唐朝貞觀三年）時，太宗先是下詔，關中地區（當時指函谷關或潼關以西地區）得以免除二年之租稅，關東地區（指函谷關或潼關以東地區）則是免除一年之徭役。不久之後，卻又再次下詔說：「已經開始服徭役、交納租稅的，要繼續進行，等到明年一起結算。」給事中（門下省官員，掌管封駁、審察及監考等職事）魏徵上書說道：「臣見八月九日詔書上說，全國都免除一年徭役，天下百姓聽說這一消息，老老少少相互歡呼雀躍，載歌載舞。接著聽說又有詔書下來，命令說：人丁已開始服役的，令其服役至期滿後折成租稅，已開始徵交租稅的應交納完畢，等到明年合再一起折算。全國百姓，都大失所望。這種早免或晚免徭役租稅做法，雖對百姓而言，差異不大，但是，百姓們卻很難在一開始就理解朝廷的用意。因為他們現在衣食不足，只會以為是國家追悔前言，言而無信。」
聽聞上述這段歷史，一開始會讓人很難想像這種政令前後反覆的嚴重性。「有這麼嚴重嗎？」身為現代人的我們不禁想這樣懷疑。然而，魏徵卻是這樣勸諫皇帝的：「上天所輔佐的是仁慈之君，百姓們所扶助的是守信之人。現在陛下剛登上天子寶座，億萬百姓都在觀望天子的德性。才發出的聖旨，就發生改變，這樣做會讓百姓們產生疑心，失信於天下。就是國家在非常危急的時刻都不可以這樣做，更何況如今國家安於泰山卻做出這樣的事！替陛下出這個主意的人，使陛下雖然在財富上能夠有所增益，但卻在徳義上讓您蒙受莫大的損失！為臣的雖說智慮短淺，但私底下卻為陛下感到惋惜。但願陛下能夠御覽臣的奏章，仔細思量考慮一下利害。冒昧上書之罪，臣甘願承擔。」
眾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建立曠古奇觀的大唐盛世，不但國人安居樂業、豐衣足食，他個人更是讓四方鄰邦主動奉上「天可汗」的尊貴稱號，足見其文治武功之盛，已臻德被宇內、威震四鄰的境界。這當中成功背後的原因，與他本人能夠虛心納諫、講信修睦，不無關係！即使時至今日，文明昌盛、科技發達，不論國際關係或商場競爭，為了長遠發展及成長茁壯計，難道就可以將守信去除嗎？日本知名東洋學研究家田口佳史在其所著《貞觀政要講義》一書中，就為了這段紀要留下了最佳的註解：「一般認為『重視信義的武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絕不容許反覆』。
這份精神應該還存在於現代領導者身上才對。領袖所說的話就是如此分量十足的東西。因為，沒有人會相信說話反反覆覆的領袖。」而今，蔡政權上台即將屆滿一年之際，我們的領導者有遵循這套亙古不變的治國理政方略嗎？顯然施政、言行等各方面幾乎都沒有做到。髮夾彎不斷，昨非今是，抑或是昨是今非的窘境一再地上演，真的到了罄竹難書的境界。
單單以上街陳情抗議一事而言，以前在野的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一再地「熱心」參與大大小小反對執政當權者的抗議活動，無役不與；可是現在上任的執政黨蔡英文總統卻是一再地呼籲大家「沒事就不要常上街頭」。
然而，有人喜歡沒事上街頭嗎？當然就是有事才要上街陳抗呀！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號召於4/18及4/19兩日在立法院前的圍城抗議活動，就是因為權益受損的軍公教勞警消們「有事」，能夠不上街表達沉痛與反對之意嗎？自從蔡政權上台以來，已歷的20場年金改革會議、4場分區座談會，以及1場國是會議，有充分傾聽這些被改革者的心聲嗎？有殫精竭慮地研擬出福國利民、傷害最小的年金改革方案嗎？已公布的所謂「年改會版本」是根據何種共識呢？
這一整年來，近乎過場式的年金改革大拜拜儀式，老早就給民眾一種先射箭、再畫靶的因果扭曲疑慮，這些被改革者無不人心惶惶、寢食難安。按照「年改會版」的公式，除了退休年齡被近乎不可思議地快速度往後延遲之外，據信，一般受影響的軍公教警消之退休所得約大減3成左右。根據最新出爐的「精算報告」，這般地砍斲退休金，只能將所謂的「破產」年限延後5年而已！
年金改革主事者最喜歡掛在嘴邊的理由卻是「國家財政困難」與「情事變更」。關於「國家財政困難」部分，可以參酌拙作〈蔡政府的「年金改革」吹的是什麼調？〉一文；［註１］至於「情事變更」部分，略懂法律的人應知，所謂的「情事變更」之事實，例如突發戰爭、災害、暴動、罷工、經濟危機、幣值大幅滑落、物價漲幅過鉅、匯率發生大幅波動等客觀事實，不包括主觀之事實。當上開情事在客觀上發生異動時，謂之「變更」。［註２］今天所主張之年金改革必要性的基礎並不見客觀之變更事實，就連「基金即將破產」的說法也只是個精算名詞之誤用。［註3］即便「基金即將破產」之客觀事實已然發生，試問，政府全盤操持之基金難脫沒有善盡經營管理之責，理應先窮究各種方法以提振基金之經營績效而不得，方始得主張其乃客觀之情事變更。很顯然地，政府此波改革並未打算先從這邊著手，反而逕自主張剝奪所有受益人權益之作為，明顯失之客觀，反有主觀意識、作為之嫌。
如此不體恤受益人權益的法令之反覆，勢必會讓所有的受益人對於政府感到失望與反感，進而大力反對是項改革，與上述唐太宗詔書之反覆相比，更是讓政府盡失德義於萬端，如此粗糙爆烈之改革，一旦施行之後，後續不良影響之蝴蝶效應才正要肆虐整個國家社會，不可不慎！
《論語》‧〈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對照古今的政經情況，當時的「食」、「兵」及「民信之」應該就是現今的經濟、國防及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孔子認為這三者是各項政治事務中最重要的，而三者之中，屬於重中之重者，當屬「民信之」，其次才為「足食」、「足兵」。
倒不是說孔子認為「足食」與「足兵」不重要，能否做到讓人民「足食」、讓國家「足兵」，有時並不是為政者所能完全控制的，為政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對人民講信用以使人民對於政府產生信心。人民對於為政者的施政有信心，即使偶爾有了「食不足」、「兵不足」的狀況，人民仍然能與政府同舟共濟以渡過難關。反之，若人民對於政府缺乏信心，即使在太平盛世，則仍免不了會產生社會紛亂的現象。乃至於個人，孔子亦是呼籲：「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以上之論理，在在顯示他重視個人及國家的誠信問題。
當「人無信不立」主掌國家公器的上位者，又豈可「無信而立」呢？
［２］林誠二，情事變更原則之再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１２期，頁58(2000.07)。
［3］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61/61-16.pdf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