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難題（Ma’s Grand Question）
學術工作者 黃靖麟博士
2016台灣的民主再次勝利，展現在第三次成功的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之時，正是反思馬前總統英九之八年施政最佳時機，也可作為新政府的借鏡。
前朝政府國發會，於5月20日政府交接前就馬英九政府時期之治安改善、交通建設、推動觀光、兩岸交流、農村再生等13項議題進行調查，調查發現最重要的成就在「活絡外交」有74.8%以上的人滿意，而「九二共識下的兩岸交流」也有高達53%的群眾表達肯定。若此為真，那以反對兩岸服貿之太陽花學運，並以此新興政黨之「時代力量」又從何而來？這簡直可稱為「馬英九的難題」（Ma’s Grand Question），即：表現最優異的外交與兩岸政策，卻成了國民黨失敗的主因。
此難題，讓我想到在科技史學中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李氏為英國劍橋大學專攻科技史的學者，早在1930就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即：「縱然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卻沒有讓科學與工業革命在中國發生？」這有諸多的探討與解釋，李氏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解釋是「官僚體制」的兩個效應，其「正面效應」在於透過科舉制度，得以選拔大量人才，使管理井然有序；其「負面效應」在於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換句話說，科舉制度不考這些新玩意，聰明的學者自然不往這個方向鑽研，科學技術自然不受重視，並在19世紀末深受列強侵略之苦，迄今仍期望能「超英趕美」，成為科技大國。
馬英九難題與此相同，活絡外交與九二共識下兩岸交流，正面效應穩定了兩岸與國際關係，大陸因此對台灣讓利應有利於經貿發展，惟成果仍然不佳；故其負面效應卻成了經濟發展不佳的「原因」，更在政黨競爭的過程當中，被指為賣台政策，國民黨又無法有效論述與辯護，自無法獲得社會共鳴。馬英九競選時期的「633」與「黃金十年」等兩政見，全面跳票。
以馬執政2008-2015的經濟表現進行比較，全球該時期平均有3.2%經濟成長率，但是我國平均僅為2.81%，在四小龍中略高於香港的2.64%；出口成長率只有2.84%居四小龍之末、失業率為4.47%居四小龍之冠、薪資成長率只有0.04%、平均投資率成長0.52%、民間消費成長1.87%。此外過去八年外資來台每年平均為50億美元，可是對外投資卻高達158億美元，其中的103億更投資在大陸，因此國內投資動能不足，附隨便是失業率與薪資下降。同時間，中高階人才也隨資金與市場機會前進大陸，這更讓許多企業聘不到所需人才，馬總統經濟政見，不跳票都難。
經濟不振且對大陸投資過高，引發了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是社會民怨的集體出口，將「失業率」與「薪資不佳」怪罪在國民黨的兩岸政策。2016總統選舉時，黃安檢舉同為藝人的周子瑜舉國旗的自我介紹，是一種台獨行為，韓國經紀公司顧慮大陸市場要求周氏公開道歉，旋即引發軒然大波，社會主流聲音幾乎一致指責這是國民黨兩岸政策失衡之故，並為民進黨奠下大勝的基礎，經調查有11.4%選民因此改支持民進黨，國旗事件之政治受益者居然非國民黨，自此選民心中國民黨不再享有大陸政策的優勢。
1992年，前美國柯林頓總統曾以It’s the economy, stupid!（笨蛋，問題出在經濟）贏當時在波灣戰爭獲勝，聲勢如日中天的老布希。顯然的經濟問題掩蓋了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和平，在台灣也掩蓋了馬英九的和平聲望與兩岸關係的躍進與突破。「李約瑟難題」道盡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囿於求取功名的社會氛圍，而無法進一步發展。2012年的《經濟學人》曾以Bumbler一詞形容「馬英九難題」，此道盡了這八年國民黨兩岸政策的委屈，兩岸躍進發展，也自此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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