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工作者　王乾任

1998年台灣生育人數跌破三十萬之後，一路下滑，2010年只剩下16.8萬人，生育率全世界倒數第一，嚴重衝擊台灣的教育與就業市場。

少子化的原因，不外乎低薪、過勞，照護人手不足，看壞未來，不願意為了孩子犧牲個人享樂與事業成就等等。政府也祭出了不少挽救生育率的方法，不過成效極低，還比不上龍年效應對於提振生育率的助益。

我認為，立即有效改善少子化衝擊的方法只有一個，對東協開放移民，讓在台灣工作的外勞申請永久居留權，開放額度可訂在生育率不足2.1淨平衡的部分為基準。例如，年增三十萬人才能達到人口淨平衡，出生人口卻只有二十萬人，那麼當年開放額度就是十萬人。

不過，很遺憾的，台灣社會並不歡迎最可能移居台灣的東協人口移民，而台灣社會巴望能夠移入的歐、美、日等國的人民，願意移居台灣的數量遠不足以彌補少子化的缺口。

即便政府真能端出改善低生育率的措施，從明年開始，讓生育率回復到人口淨平衡的標準（總出生率、人口替代率達到2.1人次），台灣也得承受20年份的少子化衝擊。更別說，台灣大環境暫時無解的狀態下，獎勵生育的政策，無法馬上逆轉少子化趨勢。

也就是說，在不廣開移民，也無法提振生育率的狀況下，解決人口問題，台灣勢必得另覓出路，政府不能繼續把寶貴的資源，全部投入成效低微的獎勵生育補助。

首先，政府應該放棄使用過往的經濟模型（人口與經濟雙成長），分配國家資源與規劃社會發展藍圖。台灣應該改用人口縮小與成長停滯甚至萎縮模型，重新思考設計社會制度與分配社會資源。

好比說，教育部門的裁班減校，刻不容緩。而且，政府應該帶頭砍減公立學校的員額，減少公立學校的教育補助，帶頭做起。

第二，既然少子女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台灣社會制度的設計上，該仿效對象就不該是人口有台灣六十倍的中國大陸，而是人口規模比台灣還小但經濟實力比台灣強大的北歐國家。改革政府組織，參考北歐的格式重新設計，大幅減少公務人員的數量，行政組織層級。

第三，缺工問題就不能怪罪年輕人不肯吃苦耐勞。畢竟當家裡人人都生一個小孩時，誰希望自己孩子做低薪過勞的3D工作？

而健全外籍移工政策或大力投資機器人產業，讓自動化科技取代部分人力都是台灣應該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社會面對不可逆的少子女化趨勢，不該只是以道德應然論來看待，更不應該把寶貴的資源耗費在無效的政策上，必須趕緊調整政策，及早做好面對缺工與各產業市場萎縮的衝擊，才是真正負責任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