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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覺得，如果外配要介入語言教育、甚或行政、偵查、司法程序，可能要求其取得母國語言學歷測試! 萬一兩邊其實都不符兩端國家標準，那就有點... ...

• Very good article......
  小時候這些東西有的時候會看到，

  但是搞不懂，

  長大了以後，

  有各種網際網路討論論壇，

  也開始有專門研究這些東西的人發表了 言論，

  對當時的事情做了一些回顧與檢討，

  我這才搞清楚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最近正在準備的一個考試有考國文，

  所以也就趁這個機會好好的看了一下，

  如果有看到這個東西的朋友，

  有興趣就看，

  沒有興趣的，

  不用看也沒關係。

  目前我在想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從今天開始算的20年以後，

  會不會開始講這一套？

  不曉得那一天，

  我還有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

  看一看到最後發展的怎麼樣？

  呵呵！

  https://read01.com/BonJL.html#.WaQhKHN-XqA

  徐復觀與港台知識分子群

  1949年大陸易鼎之際，是熊十力與弟子徐復觀通信最為頻繁的時期。對於赴台的提議，熊認為台灣估計也難保全，自己年老體弱，膝下又有兩個女兒，"何必多此一行？"這位新儒家開山祖師，對國民黨和新政權均無好感，決定乾脆固守原地："苟全性命時，看看世事浮雲蒼狗之變。如義不容苟全，則亦自了而已。"

  在信中，熊十力提醒弟子，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把他的名字從"佛觀"改為"復觀"。因為佛家"於宇宙萬象作空觀而已"，缺乏裁成天地、開物成務的進取精神，與社會了無交涉。復觀一詞則來自《周易》，乃"復其見天地心"也"今大地眾生，方顛倒以趨於剝，吾夏人尤剝極，其忍不思復乎？"熊認為儒家要想在海外發揚光大，決不可排斥西方學術而走返古之途："今欲崛起，不可效老輩經師或理學家，必於西洋科學、哲學有基礎者，方可進而研儒佛，以系統之理論發揮，否則人不視為學。"

  與唐君毅、牟宗三兩人的純學院背景不同，徐復觀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從軍，曾在娘子關、武漢參加對日作戰。後轉而進入國民政府決策層，一度是蔣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在重慶勉仁書院與熊十力的會面，是他棄政從文的轉折點。當時窮困潦倒的熊十力，面對"高官"徐復觀的來訪，不但沒表現出絲毫人情世故，而且還"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於對方，使對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剝落得乾乾淨淨……激昂感奮，開啟出生命的新機。"共二十六冊的《徐復觀全集》，大多是四十六歲離開大陸後所作，可以說就是這種人格薄迫的結果。

  徐在海外，遵熊十力之教誨，以輔成萬物的精神，致力於將散落、零碎的儒家思想體系化。同時，積極在公共空間中發聲，辦學辦刊物。而後一點，正是港台第二代新儒家與大陸第一代新儒家的顯著區別。以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為代表的第一代，大多專心沉潛學術，甚少在報刊上論政辯學，基本不談國是。但第二代新儒家到港台後，既有唐君毅與錢穆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國文化命脈於舉目無親之地；又有徐復觀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為新儒家擴大聲勢。學問事功，二輪並行。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變化？主要是歷史情境的轉折。第一代新儒家活動時，五四運動餘波未泯，儒家被斥為專制政治的維護者，中國落後的總根源，"人們由於對於現實政治的不滿，很容易不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遷怒到中國文化身上。"袁世凱洪憲帝制立儒教，更是使儒家坐實了幫凶之名，這時根本不存在理性評價儒家的可能。但離開大陸後，知識分子們卻失望地發現，在引進德先生、賽先生，並打倒"孔家店"近三十多年後，結果卻是國民黨法西斯化。這一巨大反差，使重估五四運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條件漸漸成熟。

  知識分子"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這應該是政治上大反省的時候，也是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時候。"1949年5月和7月，在香港和台灣分別創立了兩種重要刊物：《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前者除了創辦人徐復觀外，主要人士是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等，談中國傳統文化較多，可視為海外新儒家的核心刊物。後者則以雷震、胡適、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代表，談西方自由民主較多，可視為五四傳統的餘緒。

  徐復觀回憶這短暫的蜜月期道："當時大家的目的，好像不僅在於辦一個刊物，而在展開一個自由中國的運動，參加的人很多……我們對於此一運動的將來，都抱著歡欣鼓舞的情緒；一般朋友，兩邊都寫文章，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文化上的兩個壁壘。"分道揚鑣的原因是，《民主評論》主張中國文化的復興與民主政治不但並行不悖，還能相互汲取有益的養分；《自由中國》則反感傳統文化，覺得西方民主之花移植到中國的泥土上，便免不了會凋謝枯萎，所以傾向於否定儒學。

  學理的分歧，摻雜了意氣和血氣，最終難以收場。很多時候，真理都不是"越辯越明"的，短兵相接式的一對一論戰，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只能讓保守的越辯越保守，激進的越辯越激進。最典型的就是錢穆和胡適。錢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國傳統政治根本就不是專制，因為科舉制已經把平民階層中的優秀分子不斷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組成的政府，怎麼能叫專制呢？而胡適則在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中國文化沒有價值，不要聽徐復觀、牟宗三兩頑固派的話……包小腳的文化，是什麼文化？你們講中國文化，只是被政治的反動分子利用。儒家對中國影響，不過千分之一，有什麼值得講？"

  面對這種情況，徐復觀陷入兩線作戰中，一方面批評錢穆良知的迷惘："假史學之名，以期達到維護專制之實的言論，對在生死邊緣掙扎的十億人民所發出的沉痛的呼聲，潑上一盆涼水。"另一方面則批評胡適自到台灣後，在學問上便走回頭路："既不敢明目張胆以高唱自由民主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又不能拿出學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回到打倒孔家店的老路上去。"而徐復觀自己的觀點，毋寧說是兩者之間的"中"的政治路線，其思想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儒家對中國歷史運命掙扎之一例――西漢政治與董仲舒》等幾篇長文中。

  徐復觀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大大方方承認，儒家民為本，君為輕的思想"儘管可以為真正的民主主義奠定思想的根基，然中國本身畢竟不曾出現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卻才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正規和坦途。"從孔孟、董仲舒、轅固、眭弘、朱熹到黃宗羲、王夫之、唐甄，儒家一直試圖限制君權、澄清政治，他們談井田、談明堂、談選舉、談學校、談行己有恥，所祈向的方向與西方自由民主並無牴牾。儒學不是專制的護身符，只不過是被專制政治壓歪了罷了，結果便是它"在歷史上只有減輕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為人類的和平幸福描畫出一個真切的遠景，但並不曾真正解決暴君污吏的問題，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亂的歷史上的循環悲劇。"

  出現這種局面的客觀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經歷過希臘式的城邦國家，羅馬式的自然法實踐，中世紀神權與政權的分庭抗禮，民主、法治的政治形態，在歐洲有著清晰的歷史記憶，但在中國卻只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類的含糊記載，儒家隱約記得遠古曾有一個"大同"之世，至於其具體情況卻說不清道不明。其次，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地形複雜的帝國，在現代交通和通訊設備發明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全境有發達運河系統、面積僅如中國小型省的英格蘭那樣，先在各地投票選舉議員，再集中到首都論事。總之二十世紀以前，代議民主制在中國既想不到，也做不到。

  針對實際情況，儒家不得不棄"大同"而取"小康"，沿用了西周"尊尊、親親、賢賢"並行的做法：王室世襲，以維持秩序；官員則不世襲，以察舉或科舉制不斷選拔優秀士人。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對這一制度的效用做了精彩闡釋："蓋天子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傳子，不立嫡，則無以彌天下之爭。卿大夫士者，圖事之臣也，不任賢，無以治天下事。"

  為防止前者演變為暴君，後者演變為污吏，儒家將德治主義確立為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則，即《左傳》中所說的："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儒家道德主義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內發"的、"自本自根"而無待於外的道德，徐復觀稱之為"人格主義底人文宗教"。它注重"自力"而非"外力"，"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考慮過藉助外來的上帝、法或國家的力量，反而視其為對人本主義的不信任。

  但問題在於，大部分人其實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這種道德主義，最終只能成就少數自拔擢於污泥的曠世大儒，"使漫漫長夜中猶見一炬之明，以維繫人道之不絕"；但卻不能成就多數人，更無法造就一大批基本能遵紀守法之公民。再加上劣幣驅逐良幣作用，歷史上實際在位的儒生，往往是叔孫通、公孫弘之類曲學阿世之輩，結果給人留下儒家就是專制幫凶的壞印像。所以徐復觀斷言，單靠中國文化，"並不能轉換中國的歷史條件"，"只能寄望一治一亂的循環，並不能解開中國歷史的死結。"

  待到近代中西全面接觸後，中國才迎來歷史轉機，因為西方的科學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國文化精神從主觀狀態中迎接出來，使道德客觀化而為法治"；另一方面"提供我們以新的生活條件與方法，使我們可以解決兩千年久懸不決的問題。"同時，儒家的"仁"，反過來亦可對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貧富差距等弊端起到彌補作用，發揮出民主政治更高的價值，"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正可把由勢逼成的公與不爭推上到道德的自覺。民主主義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

  到了這一步，可看出經徐復觀的批判性轉化後，新儒家和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到六十年代末其實已經日益趨同，只是當年那場大動肝火的筆戰留下的芥蒂暫時還難以平復罷了。最終和解的契機，是1967年《自由中國》主將殷海光罹患胃癌的變故。原本與他交惡的徐復觀得知後，立即託人送去三千醫藥費，並多次與他促膝長談。兩年後，殷海光向徐敞開心扉："先生為光時常提到所厭惡的人物，但亦為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種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盪而成。"

  受徐復觀的影響，纏綿病榻兩年多的殷海光最終領悟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最大區別，就是重生命體驗甚於抽象知識，所以不能憑四個人的觀念去把握：一是達爾文的進化觀念，二是康德的超驗觀念，三是黑格爾的體系哲學，四是馬克思主義。因為"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那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但說完這席話後，他的生命便僅存最後一周了。

  蒙文通曾言，戰國末年儒家法夏法殷，其實就是融匯墨法。同理，民國六十年前後，以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為代表的新儒家第二代，其實已經基本完成了援自由主義之菁華入儒的歷史任務。同時，港台自由主義者也從一開始的極端排斥，到逐漸接受新儒學，並因而更接近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原義――無論洛克（JohnLocke）、穆勒（J.S.Mill），或是柏克（EdmundBurke）及阿克頓（LordAc-ton），都認為推進民主自由，須以尊重和改進，而不是以毀滅傳統為基礎。港台知識分子群體中兩大陣營的相互認可，終於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保守的中國文化復興派和西化的歐美自由派二川之激盪沸騰，放乎東海而波瀾以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