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麗秋

據媒體報導，近來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簡稱體發會）職棒發展小組召集人民間委員趙士強，一直代表政府對外針對國內體育運動政策，如對中職的球隊擴編、經典賽中華隊總教練產生做出指示，讓中職會長吳志揚用質疑的口吻表示：「現在婆婆媽媽太多了」，並認為目前體發會的運作方式已超過僅是協商者職責，又再度引發體發會定位與角色的爭論。

一、體發會執掌與體育署雷同，組織疊床架屋，易造成職權衝突

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推動體育行政優化、鼓勵企業投資體育運動、國際賽事接軌、體育紮根以及選手職涯照顧等五大體育政策，會旨與教育部體育署執掌雷同，而成立的緣起是因應蔡英文總統選前所提出的體育政見，將體育運動列為重要發展戰略項目，因此提高決策層級。

然而，相關政策體育署即可推動，即使有關中職增隊、經典賽組訓、教練人選等協調事項，體育署也可為之，去年12強比賽，就是由體育署來進行協調。如今，新政府又在體育署上新設體發會做為決策單位，體育署反而淪為執行單位，兩者職權類似，若相關政策產生問題，該由誰負責？是決策單位？還是執行單位？

兩者職權相似，但體發會非法定組織，僅是一任務編組，卻可做出政府重大決策，反而讓法定機關淪為執行單位。除了組織疊床架屋、浪費政府支出成本外，更引發指揮體系紊亂的爭議。無怪乎立法院預算中心也認為，應全面檢討任務編組功能性與續存之必要性，以撙節人力物力。

二、民間委員卻擔任官方小組召集人與發言人令人質疑代表性

行政院體發會成員是由張景森政務委員擔任召集人，包括13名官派、12名民間委員，包括趙士強等人都是民間委員，趙士強更擔任職棒小組召集人兼發言人。趙士強屬民間諮詢委員身份，並不是取得考試任用的事務官，也不是具法定位位的政務官，政務官負責制訂政策與監督執行，同時也要為政策成敗負責，具法律與政治責任，亦須負起政策成敗結果，更要向立法院負責。但一介民間委員竟可以代表政府行使職權，可謂有權無責，台灣是法治社會，實不容這樣的太上黑機關混亂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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