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 邱子安

北京釋出26條惠台政策，其中尤其以中國大使館提供台灣人庇護引起諸多關注。北京的涉外策略，台灣人當然不必從其立場推敲，然而作為31條的延伸，至少北京方面認為策略有效，才繼續推動。

若是10年前，提出「中國大使館提供台灣人庇護」此種政策恐怕笑掉世人大牙。以中共政權的人權、法治水準，誰要接受其庇護啊？豈不是掉入火坑？然而如今北京卻有這樣的自信，推出這個政策，其實要從台北的怯懦來理解。

自從商人李孟居失蹤，國台辦證實有案審查後，各界憂心北京方面從李明哲事件中針對（半）政治圈人士，拓展到任何人都可能有人身安全疑慮。然而台北方面的回應，非但不是如何強化失蹤台人的安全與救援，反而是要求民間對政權忠誠藉以「保衛民主」，如此一萊，北京對個別台灣國民的威脅自可奏效─既然政府都不在乎國民的安全了，國民除了屈服北京威權，還有甚麼選擇呢？

李明哲的失蹤是個特殊的案例，以對岸各方面不透明的現況，或許遭遇失蹤的本人與家屬會希望救援行動低調，明哲保身，但這不是其妻子李凈瑜的選擇，也很可能不會是李明哲本人的選擇。在救援方面，台北做的不多，反而是認為最重要是把人救出來，不要有太多刺激的動作。結果，到聯合國特別機制申訴人權問題，是李凈瑜透過公民社會團體協助，政府也沒幫上忙。

如果低調妥協，最後結果是人平安歸來，那尚有可說，結果是最不好的結局，不但人沒救到，台北對於國民遇難還對北京頗為體諒低調處理。

儘管保護國民人身安全是政府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在受對岸拘束自由的情況，也必須承認政府能做的不多。然而效果有限，還是要盡力為之，在國際組織中提出人權指控，或利用他國對北京施壓，都是絕對不該忽略的方式。

上述李凈 瑜以民間力量對聯合國提出指控，或是歌手何韻詩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控香港反送中情況，均引起北京反感反彈抗議，證明確實是讓北京感到壓力的方式。民主選舉的台灣政府對比上香港受重重控制的特首選舉，難道不是更應該要代表台灣人民的利益，以政府的力量做這件事情嗎？怎麼會需要無助的受難家屬自求多福呢？

民進黨政府總是吹捧「台美關係最佳」這個成就，《台北法案》、《台灣保證法》的通過以及華府台北高官密切來往，或許都是事實，然而，如果此種外交關係總是聚焦在高級官員的觥籌交錯，書面上承認不承認的文字遊戲，而台灣國民卻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陷入危機，那麼，所謂的40年來最佳的台美關係，又有個屁用！

中美攤牌，在許多領域或競逐領導或對抗，有其長期因素和川普總統個人意志影響，但在中美對抗中，美國想多拉盟友是事實，如果台灣只是接受美國的拉攏，只管表態挺美不求回報，這樣的台美關係不但不對等也僅是虛幻不實。

台北何不要求華府應該介入協助、施壓台人失去人身自由的個案救援？這個要求有其人道的正當性，對美方來說也只是在日常嗆中的外交辭令中再加提台人個案，不算為難。

上述對人身安全受對岸拘束的個案救援，有待成立制度者甚多，家屬選擇是否要救援、用何種方式救援、政府協助的義務、政府告知的義務等，都應該建立制度甚至立法加以規範。

台灣人赴陸乃至人身安全受威脅，不是個別國民的錯，在兩岸交往密切的今日之下，拿薪水的上班族代表自己的公司、團體赴陸出差，未必有選擇空間。政府應該盡力提供一切安全援助，而不是像現在壓根沒嘗試，甚至像陳佳同案中，根本不在乎事態發展，而只在乎怎麼繼續從事件中提取與對岸對嗆的政治資本；甚至還責怪選民選擇不當，導致中國威脅深入，把政府應該要盡力保障國民安全的職責，反轉成對公民政治立場的檢驗與要求，毫無一個政府應該有的責任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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