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見證了台灣的無情？
退休大學教師 衣冠城
清朝學者戴震曾提出「以理殺人」一說來反對宋明理學對人性與情感的禁錮，他還指出這個「理」往往不是一種邏輯論理，更非道德倫常，而只是權力與氣勢，他說：「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道辭者，理屈。」
所謂「占理」不過是以力壓人以氣攝人的恫嚇威逼，非但沒有對話論辯的空間，而那些「口不能道辭者」不僅「理屈」更常常成為犧牲品。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此次關於允許陸配子女來台的決策，放棄法律與人道的底線，屈從網路、名嘴的壓力，實在頗似戴震所描述的「以理殺人」。
政府若是依據疫情發展與國家醫療資源做出科學研判，採取相對保守自救的政策尚猶可原。但是上綱到國籍選擇的國族認同，這「民族大義」的大帽一壓，網路也充斥對何謂台灣人何謂愛台灣的敵我界定。這個敵我之分界定誰可以救，誰不可以救，甚至合法入境都不允許。
這個沒有科學根據、法律規範更沒有絲毫人道關懷的「理」，只見自私人性、國族主義與仇恨動員的「理」，已經成為戴震所說的「殺人之理」。
在這個人人一個話筒眾聲喧嘩的時代，加上網路社群媒體商業運作與推算的結果，越是激越的言論，越是能夠被傳播。網路的匿名性使得原本在眾人目光下尚能固守的文明規範蕩然無存，一個在人前斯文有禮的人，回到鍵盤前就成了正義魔人，各種刻薄尖酸、潑糞謾罵的語言百無禁忌。
可恨的是還有網軍帶動風向，整肅異己，黨同伐異，民主政治中可貴的公共討論空間被惡質化，公共政策的討論素質也日漸低劣。而更悲哀的是傳統媒體的疏懶與墮落，放棄了編審的職責與格調，不加調查求證，直接引用網紅或酸民的言論，助長偏執言論的傳播。
在言論自由的大旗下遮掩著道德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缺乏看待世界的尺度和標準，沒有所謂的「道理」，充其量只是出於個人胸臆之私的「意見」而已，甚至連意見都談不上，而只是憤懣的發洩或對權力的應聲。這些聲音成為一種攝人的氣勢與權力，被美化成了「民意」，成為現代社會具有壓迫性的「天理」。
網民不等於公民，網路留言也不與民意劃上等號。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指出政治應該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以公民的身份公開討論詰辯、理性論述的結果。
民意也不應凌駕憲政主義之上，憲政自由主義與「不自由的民主」最大的差異就在政府權力限制與人權保障的法律規範上，而不是所謂的「民意」。戴震還指出：「誠見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缺乏全局思考與國家長遠利益的決策，在疫情過後，可能就會見到；害於事、害於政的後患，令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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