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大學教師  衣冠城

著名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於1989年在其著作《後現代性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提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這個概念，是指由於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的進步而引起人際交往在時間和空間感受的變化。因此，距離不再是空間的概念，而是一種時間的概念；時間重塑了空間。

所以我們的鄰近感不是來自現實的生活空間，而是訊息、物質來源的親近性與容易取得的程度。只要你願意，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塊小小的飛地，在自己的城堡中，過上不同時空的生活：可以是花都巴黎、霧都倫敦，可以是十里洋場的上海、紙醉金迷的紐約。

時空壓縮讓我們感受到天涯若比鄰，但同樣的也讓我們比鄰若天涯，我們與在地的連結卻更加疏遠。時空壓縮改變了地理的距離，也改變了社會的距離與心理的距離；時間不僅是消滅了距離，更是消滅了空間。我們越來越脫離具體生活空間的現實感，我們生活不在「此地」而是遙遠的「他方」。

我們對遠方的名人生活點滴如數家珍，我們對去過或未曾去過的遠方充滿懷念或想像。因此我們不再有「鄰人」也沒有了「鄉里」，我們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活在「日近長安遠」的魔幻寫實中。

既然在全球化時代對許多人來說既然在地的親近感不再，民族主義應該如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一些學者所主張的，民族國家應該會弱化才是，但21世紀以來的發展卻非如此，民族主義在各國仍然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地位。

箇中原因十分複雜，簡單可以分成3個原因：第一，國際間的交流互動仍是以國家為主體，交流越多，國家象徵越被凸顯；第二，現代社會失去社會學家涂爾幹所稱的有機連帶後，原子化的個人更需要集體認同，來滿足歸屬感；第三，國家與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需要，利用民族主義換取國民效忠與認同。

即便如此，由於前述的時空壓縮，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與早期素樸的民族主義有了很大的不同。早期民族主義強調的生活成長在同一空間中鄉親鄰里之情、手足同胞之愛不再重要，越來越少交集的生活經驗也越來越難凝聚彼此，民族主義只剩下「他者」與「我群」的敵我劃分與表態。

所以當捷克議長以彆扭的中文說出「我是台灣人」時，許多人熱淚盈框大聲叫好，甚至指責有人住台灣不肯說自己是台灣人。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沒有同胞的民族主義，一個沒有生活在此地的表態甚過一切曾經為此地奉獻血汗活生生的鄰人。然而，貴客一出門就翻臉，加上日前政府對小明回台的處處設限，正突顯了這種沒有同胞的民族主義的荒謬。

同樣地，以國家利益之名卻大部分服務於國際資本的開發主義，排除了土地與人的生活意涵，而視為單純的生產工具。開放國外農牧產品進口，衝擊的不只是國人的健康，政府是否認真評估過對整體土地環境的影響？一些國家如瑞士，甚至中國也有人開始呼籲，認為農業不應該只視為一個產業，它同時是一種生活、環境、文化的整體，不能僅僅用GDP的占比來衡量。

近年政府以發展綠能之名，大幅鬆綁農地種電限制，許多良田，都覆蓋上灰色的太陽能板，衝擊農村景觀。所謂的「愛鄉土」也成了沒有鄉土意識的土地認同。沒有了具體的人與土地的關懷，所謂的愛台灣不過就是一句空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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