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  衣冠城

作家李敖之子李戡日前接受英國BBC的訪問時定義他的父親是一位兼容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信仰者，並為其父親在中國大陸受到打壓感到不捨與不平。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長期以來ㄧ直困擾著中國知識份子，至今未解，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李敖應該會自認求仁得仁，死而無憾吧？

1980年代，中國大陸思想家李澤厚曾發表過一篇名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文章，文中指出五四運動中啟蒙性質的新文化運動與救亡性質的反帝國主義愛國運動原本是相互支持同步發展的，但是隨著國勢凋蔽衰頹，民族命懸一線，迫使思想啟蒙最終讓位給了國家救亡，救亡運動成為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旋律。這個說法一出，引起很大爭議。自由主義在中國未能發展茁壯的原因很多，但是李澤厚點出了自由主義面對民族主義時的尷尬與艱難。

胡適在1949年後曾經留在美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立刻接受蔣中正的邀請來台，就是面臨這樣的天人交戰。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知道蔣只是利用他在知識界的名聲與地位，而非服膺自由民主。但是作為一個經歷國破家亡的中國知識份子又難以推卻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使命。他最後做出折衷甚至妥協來到台灣，接受蔣介石給他的職位，但也把自由主義帶到台灣，讓五四精神香火得以延續。李敖就是這個薪火相傳的接棒人。但是李敖與胡適不同，在性格上不同於胡適的圓融而是剛介不阿，在政治上完全不信任國民黨，在他認為中華民國不是自由中國，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自身就是目的，人的自我實現就是人存在的意義，自由是為了保障自我實現的可能性，而國家民族的存在不應該妨害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所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先天上就存在某種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在現實世界中尤其對於那些受到外來壓迫民族的知識分子來說，更是承受到雙重的壓力。對他們來說，包括孫中山，解決之道就是先追求國家民族的自由，才能保障個體的自由。所以重視民權，追求自由的中山先生也主張國家民族的自由先於個人自由。於是就出現李澤厚所說的雙重變奏，但常常是民族主義壓低了自由主義的聲音。

在日軍鐵騎下成長的李敖，根據李戡的描述，在晚年某些意識不清的片刻，還常常困擾在亡國的夢魘中。所以他內心企盼一個強大不受外侮的中國，為了見證那個強大起來的中國，他必須在有生之年回到中國大陸。但是他不是單純地以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身份回去，他還是一個五四精神的傳承者，他接續胡適播種者的角色回到大陸，他捐了一筆錢給北京大學，希望能為胡適立像。這樣的角色自然為中共所不喜，李敖應該自知，所以今日李敖的著作仍受打壓也是求仁得仁，李戡無須為其父感到委屈。當胡適塑像在北大出現的那天，近代以來中國長期緊張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最終調和共鳴，李敖自然含笑於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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