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戰略所  宋磊

國際談判是國際政治常見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在對外談判上都希望以自身的利益作為優先。台灣在經歷民主化之後，公民意識快速抬頭，執政黨做為國家的代表，必須務實的兼顧國內民意與國內政治的要求，來與對方進行有力的談判、互動。

兩岸關係特殊，從冷戰時期的高度對峙到慢慢開啟交流、談判，而台灣在成為正式的民主國家之後，政策必須考量國內的政治生態與基層的聲音，這時如何在與對岸談判互動的過程中獲得最大利益，已成為執政黨能否續任或是擁有高支持度的重要依據。就相關經驗而言，不論兩岸談判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現象或兩岸關係，都同時會面臨內部型壓力，只是兩岸關係的指涉範圍較兩岸談判更廣，或兩岸談判只能是兩岸關係的一環。

國際談判是國家之間解決利益衝突與爭議的手段之一，兩岸之間的談判與協商亦可視為是國際談判的一種，但其複雜性與多變性卻遠超過一般的國際談判。兩岸自1949年分裂分治以來，歷經衝突對抗、僵峙對立，直到1987年臺灣宣布解除戒嚴，並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之後，兩岸互動出現明顯變化，並因此開啟了兩岸協商談判之門。其間雖因臺海緊張情勢、或因雙方主權認知差異，而中斷彼此之間的協商管道，但從整個兩岸交流互動的歷史性發展觀察，兩岸之間的協商談判已出現制度化的趨勢。

近年來，台灣學界研究兩岸關係之途徑，賽局理論（game theory）即屬其中之一，如吳玉山所發展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式」（power asymmetry model）與「選票策略極大化模式」（vote maximizing model）等架構，作為兩岸關係的詮釋模型。雙層賽局（或稱兩階段賽局）強調，對外關係或雙邊談判同時受制於「他國是否能接受」以及「本國國會或人民 是否給予批准與同意」。就雙層賽局的意義，兩岸關係是屬台灣的對外（external table）屬性，相對的國內政治或國內因素就屬內部因素（internal table）。

1988年Putnam提出「雙層賽局」的國際談判分析邏輯，終於打破「國內」、「國際」二元論的結構，一方面提供國際談判研究者新的視角；另一方面也使國際談判的研究嘗試突破靜態性的限制。Putnam強調的是，第一層次國際談判的結果，必須同時獲得國內第二層次批准，進而提出批准理論。Putnam的雙層賽局仍是一種靜態賽局（static game）的模式，主要在闡述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國際談判的結果，造成此種靜態賽局的限制。Putnam 為了強調國內獲勝集合的特性，以形成「國際」、「國內」雙層互動的關係，而比較忽略了國家領導人（決策者）認知層次的影響，但這並非顯示國家領導人不重要。

依據 Putnam對國內獲勝集合的定義而論，兩岸談判中各方的獲勝集合影響因素，對臺灣而言，因屬民主制度，故最大的因素為政黨輪替與國會選舉。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中占多數席次，則只要臺灣的政府願意與對岸談判，在執政黨國會多數支持下，將容易整合國內共識，而協議的簽署也因執政黨主宰著國內批准的過程，而將容易在國會代表多數支持下而獲得批准。相對的，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代表中屬於少數，基於政黨競爭原則，將遭受到在野黨多數的杯葛或牽制，在維護全民最高利益的選舉藉口下，勢必提高執政黨對外談判的讓步底線，因而造成國內獲勝集合的限縮。因此，一般情況下，執政黨在國會席次如為多數，則國內獲勝集合將大於執政黨在國會席次中為少數的狀況。

從Putnam的論述中，可以了解，一個國家的內部力量（政黨、公民團體、利益團體等）往往會與對外政策產生聯動，甚至引發劇烈的化學變化。台灣的兩岸政策在民主化運動後，國內的主流民意對於政策實屬非常重要。因為，國內的政治與公民意識對台灣兩岸政策與兩岸走向都會有所影響，台灣不論由誰執政，兩岸政策都必須兼顧主流民意，才不會造成劇烈動盪。

附註：本文的完成特別感謝宋學文老師於筆者在校時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