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經濟系教授 林祖嘉
3月底，《遠見》做了一份民調，其中一個是關於國人對於統獨立場的看法；另外一項則是針對國人出國工作的意願，其中也詢問了赴大陸工作的意願。這兩項調查都與大陸有關，而且其中有很高的相關性。另外，在此調查中，也特別針對20歲到29歲年輕人的上述看法進行調查。
由於《遠見》自2008年開始，一直針對這些相關議題做民意的追蹤，因此，這份民調結果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實在值得我們在此仔細做深入的探討與說明。
首先，針對國人統獨立場方面，贊成統一的有9.3％，認為應該先維持現狀再看的有34.1％，贊成永遠維持現狀有則有20.2％，贊成獨立的有23.4％。
上述的調查內容與陸委會長期進行民調的結果很接近，陸委會今年1月民調結果的數據為：支持立即統一的有3.4％，支持先維持現狀未來再統一的有9.1％，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說的有33.0％，永遠維持現狀的有25.6％，先維持現狀未來再獨立的有16.1％，立即獨立的有5.6％，剩下不知道的占7.2％。
陸委會的民調問得較為詳細，如果把所有支持維持現狀的民眾加在一起（即最廣義的維持現狀），達到83.8％。也就是說，其實絕大多數的國人都是支持現狀的，雖然大家對於未來的看法可能會有一些不同，但是都沒有要現在立即決定與處理統獨的問題。
陸委會的民調從2008年中開始，每季做一次，支持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比例大約都在85％上下，非常穩定，而這一次《遠見》民調的結果也大致相同。
然而，因為《遠見》的民調是長期進行的，因此其中各選項支持度的變化趨勢，就值得吾人關注。贊成獨立的比例在2014年3月太陽花時期，達到最高的28.5％，然後逐漸下降，到2016年3月蔡總統就任前為27.5％，一年後的現在再下降到23.4％，顯然，國人對於獨立與否的支持度，是會隨著事件的發展而有所變化的。
統獨態度，會受事件影響而改變
另外，一般人的感覺是年輕人可能比成年人更為支持獨立的立場，在這一次民調中顯示，年輕人支持獨立的比例為26.0％，的確高於全國人口的平均（23.4％）。
不過，如果再回到太陽花時期，當時《遠見》民調中，年輕人支持獨立的比例高達36.8％，在蔡總統就任時跌到30.4％，現在又再度下跌到26.0％。此一結果顯示，年輕人對於統獨的立場和全國人民一樣，是會隨著事件的發展而有所變化，而且變化的速度較成年人更快。
我們從此一民調結果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所謂的「年輕人天然獨」的說法並不成立，因為年輕人其實是會受到事件的影響而改變想法，而且他們可能比成年人更容易改變。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有些人對於高中「課綱」是如此的在意，因為他們知道利用教育來影響年輕人的想法，可能是很有用的。
在《遠見》民調中另外一個問題，問年輕人是否願意出國工作，其中也包括去大陸工作。結果全國資料中，有意願赴海外工作的高達58.8％，這是相當高的比例，因為出國工作離鄉背井，其實是很辛苦。有這麼高比例的人願意出國工作，顯然與現在台灣薪資偏低有關。至於出國工作的地區當中，願意赴大陸工作的比例最高，達到51.5％，遠高於第二的越南31.5％。
上述調查結果可能與主計總處不久前公布的一項統計數據有關，即近年赴海外工作的人數大增，由2009年的66.2萬人，增加到去年的72.4萬人，其中赴大陸人數由40.9萬人增加到42萬人。也就是說，長久以來，台灣赴海外工作人數當中，中國大陸一直都是人數最多的地區。
在《遠見》調查中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不但國人出國工作的意願提高，年輕人願意出國工作的比例更高，達到71.3％。
我們認為可能有下述幾個原因，可以來說明此一現象：第一，年輕人本來就比較能接受改變，因此他們比較可以接受離鄉背井的衝擊。第二，年輕人的薪資比較低，因此出國工作的意願也會比較高，因為相對的機會成本較低。第三，真正最重要的因素是，年輕人追求的應該是更多的挑戰與機會，而不只是薪資的差異而已。相較而言，成年人接受挑戰的本錢和勇氣，應該是無法與年輕人相比擬的。
海外工作首選大陸，政經分離考量
另外，在選擇工作地點方面，年輕人願意赴大陸工作的比例達到59.5％，比一般國人的51.5％還要高，同時也遠高於去泰國工作的31.7％和越南的29.7％。
此一結果顯示，年輕人其實是可以接受去大陸的，雖然年輕人對於台灣獨立的支持度是高於全體國人的。
我們覺得可能有幾個因素說明為什麼年輕人更願意去大陸工作：第一，年輕人薪資較低，只要有工作就可以去挑戰；其次，年輕人也許覺得大陸的發展機會比其他國家更好；第三，年輕人可能更務實，意識型態對他們而言並不嚴重，也就是說，「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兩者並不衝突。
從《遠見》民調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很重要的結論：第一，雖然年輕人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較高，但這絕對不是所謂「天然獨」所造成的，因為從太陽花以後，年輕人支持獨立的比例其實下降得很快。也就是說，其實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看法，雖然他們可能比較容易受到一些事件或是其他人的影響，但是他們最終還是會有他們自已的決定。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年輕人要比成年人更為務實，雖然他們支持獨立的比例較高，但是他們願意赴大陸工作的比例也遠遠高於成年人。也就是說，其實年輕人願意去大陸工作主要是經濟因素考量，與政治無關，我們覺得這是正確的，因為政治與經濟這兩件事，本來就應該要分開來看，這才是健康的心態。
（原文亦同步刊載於《遠見雜誌》2017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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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去大陸,就有機會認識和了解對岸的人`事`物,才會改變原有的認知和想法.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天然獨」這個名詞了！因為根本就沒有『天然』獨這種東西存在，全都是被刻意「教(灌輸)」出來的，就像許多日本人都是出國後才知道自己國家過去的暴行與真正的歴史一般。人們不肯誠實面對自己國家真實的歴史，基本上就是一種軟弱且自欺欺人的表現而已。
太陽花還有唐鳳這些人最爛了！
不要再相信民進黨跟大腸花了。
他們都跑去大陸隱姓埋名的找工作了，
張友驊說的！
這些兩面作人的偽君子學生混蛋。
http://ivoting.chinatimes.com/result/20170802001801-261001
Good!
小時候這些東西有的時候會看到，
但是搞不懂，
長大了以後，
有各種網際網路討論論壇，
也開始有專門研究這些東西的人發表了 言論，
對當時的事情做了一些回顧與檢討，
我這才搞清楚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最近正在準備的一個考試有考國文，
所以也就趁這個機會好好的看了一下，
如果有看到這個東西的朋友，
有興趣就看，
沒有興趣的，
不用看也沒關係。
目前我在想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從今天開始算的20年以後，
會不會開始講這一套？
不曉得那一天，
我還有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
看一看到最後發展的怎麼樣？
呵呵！
https://read01.com/BonJL.html#.WaQhKHN-XqA
徐復觀與港台知識分子群
1949年大陸易鼎之際，是熊十力與弟子徐復觀通信最為頻繁的時期。對於赴台的提議，熊認為台灣估計也難保全，自己年老體弱，膝下又有兩個女兒，"何必多此一行？"這位新儒家開山祖師，對國民黨和新政權均無好感，決定乾脆固守原地："苟全性命時，看看世事浮雲蒼狗之變。如義不容苟全，則亦自了而已。"
在信中，熊十力提醒弟子，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把他的名字從"佛觀"改為"復觀"。因為佛家"於宇宙萬象作空觀而已"，缺乏裁成天地、開物成務的進取精神，與社會了無交涉。復觀一詞則來自《周易》，乃"復其見天地心"也"今大地眾生，方顛倒以趨於剝，吾夏人尤剝極，其忍不思復乎？"熊認為儒家要想在海外發揚光大，決不可排斥西方學術而走返古之途："今欲崛起，不可效老輩經師或理學家，必於西洋科學、哲學有基礎者，方可進而研儒佛，以系統之理論發揮，否則人不視為學。"
與唐君毅、牟宗三兩人的純學院背景不同，徐復觀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從軍，曾在娘子關、武漢參加對日作戰。後轉而進入國民政府決策層，一度是蔣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在重慶勉仁書院與熊十力的會面，是他棄政從文的轉折點。當時窮困潦倒的熊十力，面對"高官"徐復觀的來訪，不但沒表現出絲毫人情世故，而且還"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於對方，使對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剝落得乾乾淨淨……激昂感奮，開啟出生命的新機。"共二十六冊的《徐復觀全集》，大多是四十六歲離開大陸後所作，可以說就是這種人格薄迫的結果。
徐在海外，遵熊十力之教誨，以輔成萬物的精神，致力於將散落、零碎的儒家思想體系化。同時，積極在公共空間中發聲，辦學辦刊物。而後一點，正是港台第二代新儒家與大陸第一代新儒家的顯著區別。以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為代表的第一代，大多專心沉潛學術，甚少在報刊上論政辯學，基本不談國是。但第二代新儒家到港台後，既有唐君毅與錢穆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國文化命脈於舉目無親之地；又有徐復觀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為新儒家擴大聲勢。學問事功，二輪並行。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變化？主要是歷史情境的轉折。第一代新儒家活動時，五四運動餘波未泯，儒家被斥為專制政治的維護者，中國落後的總根源，"人們由於對於現實政治的不滿，很容易不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遷怒到中國文化身上。"袁世凱洪憲帝制立儒教，更是使儒家坐實了幫凶之名，這時根本不存在理性評價儒家的可能。但離開大陸後，知識分子們卻失望地發現，在引進德先生、賽先生，並打倒"孔家店"近三十多年後，結果卻是國民黨法西斯化。這一巨大反差，使重估五四運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條件漸漸成熟。
知識分子"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這應該是政治上大反省的時候，也是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時候。"1949年5月和7月，在香港和台灣分別創立了兩種重要刊物：《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前者除了創辦人徐復觀外，主要人士是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等，談中國傳統文化較多，可視為海外新儒家的核心刊物。後者則以雷震、胡適、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代表，談西方自由民主較多，可視為五四傳統的餘緒。
徐復觀回憶這短暫的蜜月期道："當時大家的目的，好像不僅在於辦一個刊物，而在展開一個自由中國的運動，參加的人很多……我們對於此一運動的將來，都抱著歡欣鼓舞的情緒；一般朋友，兩邊都寫文章，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文化上的兩個壁壘。"分道揚鑣的原因是，《民主評論》主張中國文化的復興與民主政治不但並行不悖，還能相互汲取有益的養分；《自由中國》則反感傳統文化，覺得西方民主之花移植到中國的泥土上，便免不了會凋謝枯萎，所以傾向於否定儒學。
學理的分歧，摻雜了意氣和血氣，最終難以收場。很多時候，真理都不是"越辯越明"的，短兵相接式的一對一論戰，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只能讓保守的越辯越保守，激進的越辯越激進。最典型的就是錢穆和胡適。錢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國傳統政治根本就不是專制，因為科舉制已經把平民階層中的優秀分子不斷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組成的政府，怎麼能叫專制呢？而胡適則在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中國文化沒有價值，不要聽徐復觀、牟宗三兩頑固派的話……包小腳的文化，是什麼文化？你們講中國文化，只是被政治的反動分子利用。儒家對中國影響，不過千分之一，有什麼值得講？"
面對這種情況，徐復觀陷入兩線作戰中，一方面批評錢穆良知的迷惘："假史學之名，以期達到維護專制之實的言論，對在生死邊緣掙扎的十億人民所發出的沉痛的呼聲，潑上一盆涼水。"另一方面則批評胡適自到台灣後，在學問上便走回頭路："既不敢明目張胆以高唱自由民主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又不能拿出學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回到打倒孔家店的老路上去。"而徐復觀自己的觀點，毋寧說是兩者之間的"中"的政治路線，其思想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儒家對中國歷史運命掙扎之一例――西漢政治與董仲舒》等幾篇長文中。
徐復觀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大大方方承認，儒家民為本，君為輕的思想"儘管可以為真正的民主主義奠定思想的根基，然中國本身畢竟不曾出現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卻才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正規和坦途。"從孔孟、董仲舒、轅固、眭弘、朱熹到黃宗羲、王夫之、唐甄，儒家一直試圖限制君權、澄清政治，他們談井田、談明堂、談選舉、談學校、談行己有恥，所祈向的方向與西方自由民主並無牴牾。儒學不是專制的護身符，只不過是被專制政治壓歪了罷了，結果便是它"在歷史上只有減輕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為人類的和平幸福描畫出一個真切的遠景，但並不曾真正解決暴君污吏的問題，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亂的歷史上的循環悲劇。"
出現這種局面的客觀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經歷過希臘式的城邦國家，羅馬式的自然法實踐，中世紀神權與政權的分庭抗禮，民主、法治的政治形態，在歐洲有著清晰的歷史記憶，但在中國卻只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類的含糊記載，儒家隱約記得遠古曾有一個"大同"之世，至於其具體情況卻說不清道不明。其次，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地形複雜的帝國，在現代交通和通訊設備發明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全境有發達運河系統、面積僅如中國小型省的英格蘭那樣，先在各地投票選舉議員，再集中到首都論事。總之二十世紀以前，代議民主制在中國既想不到，也做不到。
針對實際情況，儒家不得不棄"大同"而取"小康"，沿用了西周"尊尊、親親、賢賢"並行的做法：王室世襲，以維持秩序；官員則不世襲，以察舉或科舉制不斷選拔優秀士人。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對這一制度的效用做了精彩闡釋："蓋天子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傳子，不立嫡，則無以彌天下之爭。卿大夫士者，圖事之臣也，不任賢，無以治天下事。"
為防止前者演變為暴君，後者演變為污吏，儒家將德治主義確立為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則，即《左傳》中所說的："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儒家道德主義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內發"的、"自本自根"而無待於外的道德，徐復觀稱之為"人格主義底人文宗教"。它注重"自力"而非"外力"，"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考慮過藉助外來的上帝、法或國家的力量，反而視其為對人本主義的不信任。
但問題在於，大部分人其實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這種道德主義，最終只能成就少數自拔擢於污泥的曠世大儒，"使漫漫長夜中猶見一炬之明，以維繫人道之不絕"；但卻不能成就多數人，更無法造就一大批基本能遵紀守法之公民。再加上劣幣驅逐良幣作用，歷史上實際在位的儒生，往往是叔孫通、公孫弘之類曲學阿世之輩，結果給人留下儒家就是專制幫凶的壞印像。所以徐復觀斷言，單靠中國文化，"並不能轉換中國的歷史條件"，"只能寄望一治一亂的循環，並不能解開中國歷史的死結。"
待到近代中西全面接觸後，中國才迎來歷史轉機，因為西方的科學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國文化精神從主觀狀態中迎接出來，使道德客觀化而為法治"；另一方面"提供我們以新的生活條件與方法，使我們可以解決兩千年久懸不決的問題。"同時，儒家的"仁"，反過來亦可對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貧富差距等弊端起到彌補作用，發揮出民主政治更高的價值，"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正可把由勢逼成的公與不爭推上到道德的自覺。民主主義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
到了這一步，可看出經徐復觀的批判性轉化後，新儒家和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到六十年代末其實已經日益趨同，只是當年那場大動肝火的筆戰留下的芥蒂暫時還難以平復罷了。最終和解的契機，是1967年《自由中國》主將殷海光罹患胃癌的變故。原本與他交惡的徐復觀得知後，立即託人送去三千醫藥費，並多次與他促膝長談。兩年後，殷海光向徐敞開心扉："先生為光時常提到所厭惡的人物，但亦為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種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盪而成。"
受徐復觀的影響，纏綿病榻兩年多的殷海光最終領悟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最大區別，就是重生命體驗甚於抽象知識，所以不能憑四個人的觀念去把握：一是達爾文的進化觀念，二是康德的超驗觀念，三是黑格爾的體系哲學，四是馬克思主義。因為"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那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但說完這席話後，他的生命便僅存最後一周了。
蒙文通曾言，戰國末年儒家法夏法殷，其實就是融匯墨法。同理，民國六十年前後，以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為代表的新儒家第二代，其實已經基本完成了援自由主義之菁華入儒的歷史任務。同時，港台自由主義者也從一開始的極端排斥，到逐漸接受新儒學，並因而更接近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原義――無論洛克（JohnLocke）、穆勒（J.S.Mill），或是柏克（EdmundBurke）及阿克頓（LordAc-ton），都認為推進民主自由，須以尊重和改進，而不是以毀滅傳統為基礎。港台知識分子群體中兩大陣營的相互認可，終於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保守的中國文化復興派和西化的歐美自由派二川之激盪沸騰，放乎東海而波瀾以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