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個受害者以外的身份——從洪素珠事件看施暴與被施暴
威斯康辛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系學生 張毓思
洪素珠辱罵榮民事件彰顯的是，一個受害者認同如何輕易地異變為一個正當化的施暴者。為什麼意識到這種身份的流動性對當前的臺灣如此重要？因為臺灣族群就是由一個個不同的受害者身份所組成的。
以我自己為例，我是所謂的「本省人」，我聽著其中一個版本的臺灣故事長大。我聽二二八，聽戒嚴時代，聽臺語在過去是怎麼被禁止與被視作不入流的，這些故事型塑了我對臺灣歷史與族群的理解。我繼承了一個受害者的身份，因為當這個故事傳給我的時候，我學到的是一個剝削與迫害的歷史 。 受害者認同尋求的是創傷療癒，然而尋求的過程中，你會發現臺灣沒有所謂的迫害者。「外省人」有他們顛沛流離與遭到邊緣化的經驗，無論本省或外省， 我們都聽著各自的家族故事長大，各自繼承一個受害者身份，各自尋求著那個記憶中的迫害者，與無可企及的歉疚。
受害者身份除了記憶了創傷的歷史，它也降低了自我省思的意願。因著臺灣文化與歷史長期受到中國中心教育的壓抑，還有臺灣國際空間所受的打壓，臺灣社會在這種壓抑的環境中滋生了各種偏見與歧視。我們抗拒去認知到中國個體的差異性，不願思考除了支持專制政權的中國人，其實也存在反對者還有冷感者。而正當化這種歧視的理由便源自於受害者認同，因為我們不相信自己在受害者之外同時也可以是迫害者。
對於專制政權與一般中國人的混淆也可以從我們對香港的特殊情誼中略知一二，香港人所受的中國政府迫害在臺灣很容易引起廣泛的迴響，然而中國人所受的中國政府迫害在臺灣就是少了點同等深刻的憐憫。這彰顯的是本土意識中的國族主義根基，而臺獨思潮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樣的缺失，在重建本土認同之外，臺獨思潮必須意識到中國民主與人權發展的重要性。以實作層面而言，中國的民主化是讓臺灣獨立具備任何可能性的必要條件。一個專制政權是無法容忍多元認同或主張的，臺獨思潮必然只有遭到扼殺一途， 但民主化的中國或許能夠有更多包容多元認同的可能性。因此對於中國人權與民主的關懷，必需是臺獨的核心思想之一，如果臺獨思想只是建立在族群文化與國族認同之上，那這哲學必然只是恨與對立的衍生。
然而,一直以來，臺獨的普遍形象與民主人權是分流的，與國族主義卻是緊密的。而那個一直阻止我們去關懷中國人權的，還有阻止臺灣族群合解的，便是我們緊緊不放的受害者身份。這不代表受害者是一個虛構的或是應該被拋棄身份，而是我們不該讓自己被這個身份所獨占。洪素珠只是顯現了，被害身份極端化的產物：另一個施暴者。在榮耀我們各自所繼承的臺灣歷史的同時，我們應當積極地意識到受害身份的流動性。在臺灣，我們沒有聽過任何一句道歉，因為所有人都在控訴。我們都專注在自己的傷痛上，而忘記了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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