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教育 應打破名師迷思
北京執御書院講師 呂能淵
筆者曾在〈國學教育 將拉大兩岸學力差距〉（http://www.merit- times.com.tw/NewsPage.aspx? Unid=488160）一文中指出，當前大陸民間的富裕階層家庭是如何以重金禮請名師，形塑出帶有濃厚階層壟斷性的國學教育。
雖然這股「國學熱」的風潮已經持續有年，形成了一股看似是復興了中華文化的種種欣欣向榮之風氣，但繁華的表象之下，還是該有更深廣的真假與虛實應當檢討，否則當經濟的繁榮衰退，中國文化的復興夢恐怕將落得空熱鬧一場，於社會文化的提升與學生學問的充實上，實際上一無所得。
許多國學「名師」之所以在市場上擁有高出一般常識的行情，多半都是仗持著自己曾經的「師承」、「學統」，進行自我標榜，在不懂中國學問的人面前渲染自己的價值；出於錮蔽自私，在利益的誘惑下失卻人格的修養與學問上的誠實；為了壟斷利益，將高深學問是統斷為獨家資產、強調一線單傳的珍稀性，等等，並能言善道地提出一些在歷史上其實無法證實的緣由，來鞏固他們妨礙學問的自由、正常發展的妄說，而使得「無師說即無法讀經、不能講學著作」的荒誕說法，竟流佈至今日，迷惑家長與學子，殊乃自愚愚人之論。
其實這種過度重視所謂「師承」，並把師之所說賦予極高權威性的「 師法」觀念的形成，當溯及西漢官府設五經博士及其弟子員，此種有一定員額、固定進入到政府各部門各層級中去的制度，是將政治直接 導入學術教育、並把學術直接與利祿連在一起的專制統治下的工具，師法觀念，遂成為維繫博士教授在政治上的權威的一種思想，早已失卻先秦學術大統的原貌，也盡失五經之所以能為社會之「教戒」 功能的意義。
即使傳統「經學」 在今日的政治上已無明顯的優利作用，卻在經濟利益上帶來了相當好的報酬。因此，或有教授、學者，因國學在近年的行情看漲，遂從原本的西方哲學或西方文學的研究講學轉換跑道，在倉促而無長期功底涵養的情況下投入國學教育；或有無法抵抗沿海城市與重點城市的經濟誘因，而拋棄原先的初衷與家鄉的學子，前來趨附重點城市做商人。
若從這許多趨炎附勢的現象來看，目前國學遍地興起的現象，實是由經濟快速成長而來，並非由社會文化的成熟而來。此為「蓋利祿之然也。」（語出《漢書‧儒林傳》贊），實非中國經典本來的精神面貌，也非真正傳承中國文化的士人風骨。
東漢末年的仲長統，在看盡了荒淫昏亂的權貴，與釜底游魂的知識份子之後，於其所著的《昌言》中提出了「士有三賤」之說，今日讀來，仍能發人省思，他說：「 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賤的意思是沒有人格，仲長統對於沒有人格的士人的歸類描述可以說是明確而具體，這三種具體的徵表，可提供作當今擇師的標準。
希望所有的家長都能明察其實，對教師的人格擁有橫斷的能力，對學問的追求能下一番循名責實的功夫，不要妄聽國學「名師」 的許多不實宣傳，而使欺世盜名之徒得以大行其生財之道，反而害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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