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 魏世昌

報載，台北市長柯文哲赴歐洲參訪，聽取荷蘭都更及社會住宅簡報。柯表示，荷蘭全國公共住宅占比逾三成，阿姆斯特丹有50％，全台才0.1％，台北市才0.68％，這表示台北市社會住宅政策落後這些國家太多，因此高房租高房價有道理，因為基本結構沒有解決。

的確，政府提供大量、便宜的社會住宅，或大量的、便宜的地上權住宅，給買不起或租不起房子的弱勢族群，是落實居住正義且不能規避的責任。但事實上，按照目前政府這種緩不濟急、杯水車薪的社會住宅政策，講白一點，弱勢族群恐怕等到頭髮白了都租不到。何況乎，即令政見不跳票，八年有20萬戶社會住宅，但這個數量光是弱勢族群的需求都無法滿足，何以保障自有住宅率不到三成的青年需求？

比起政府直接新建社會宅，不如把現在一堆用不到的蚊子館、賣不掉的聯開宅、標不出去的地上權案，及過剩的空舊老屋，拿來改建成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才能真正幫助民眾有房子可住，也不致浪費興建成本，解決長久來餘屋過多的問題。

或者不用等四年、八年，政府立即可做的是，健全租賃住宅市場。在荷蘭，所謂的居住權的精髓在於，法律不僅保障最基本的居住權利，同時也保障租屋的空間品質、合理的租金，並給予承租者選擇的權利；在德國，房租的調漲則更受到嚴格的管制，根據德國新的租屋法，房租三年內漲幅不得超過20％。通常，房租不應超過當地的平均標準。

此外，德國各地方政府也透過公告指導租金來管制房租，若房租超過指導租金的50％，甚至涉及刑事罪，房客更可要求退回超收房租。如同歐洲其他租屋比例高的國家，德國一般常見的租賃契約也沒有租期限制，而且房東不得任意解約、驅趕房客等，都使得廣大租屋族的安全感不亞於買房。

德國人擁有自住房產的比例在全歐洲最低，很多人選擇租房子住，絕不是因為德國人買不起房，而是要歸功於法律對租戶權益的強大保障。不像台灣從未重視過租屋，絕大多數政策工具都偏重於幫人民買房，例如，因應房價節節高升，政府以低利貸款、青年貸款等手段，鼓勵民眾買房。

其實歐洲國家重視租屋者權益保障，不僅值得台灣借鏡，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住宅不是商品，是民生必須品、是基本人權，這種觀念尤值得吾輩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