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企圖心的雙城論壇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城市規劃系博士候選人 孫瑞穗
從2002年開始的台北上海雙城論壇，至今已經第七屆了。從馬英九、郝龍斌到柯文哲等幾屆市長積極主導的互動和交流，確實有許多實質的相互學習和可見的進步成長。加上學術界在上世紀九O末就由美國加州大學J.Friedman教授主持的十四個亞太城際網絡跨國合作研究計畫，這兩岸城市的正式交流迄今已二十多年了。
然而，這一回也是「最不正常」的交流狀態，台北的天空壟罩著許多冷戰修辭和中國統戰陰影。論壇會場之外有偏獨的台聯組隊反對統戰，有偏統的愛國同心會呈現熱烈歡迎之姿，冷熱並存說明了台灣當前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對立氛圍。
與當今世界各地正常進行中的各種城市全球化進度，這回的雙城論壇恰成了二十多年來交流的倒退與諷刺。這當然與剛選上的中央政府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政府呈現對立，不認可「九二共識」，造成了台灣與中國交流全面冷卻有關。台北與上海的雙城論壇，成了「萬斷之中一點連」的尷尬處境。
城市，是全球化和現代文明的前線：「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東京人。」(山本耀司語)
城市，一直都是現代文明主要累積的基地和前線，也是現代文明的領航者，城市的文明和人民水平足以領導整個國族前進。如同二十一世紀轉交之際，東京城市美學變身大轉型，日本設計師山本耀司在媒體訪問時所言:「我從來不認為我是日本人，我認為我是東京人。」從現代化角度看來，這回交流值得檢討的是，中國對台的統戰模式太過傳統，在全球化年代中應走出傳統民族國家的框架和格局，讓在經改中扮演更超越時代條件而前進的都會城市，具有更開放與開闊的格局才好。
上海人不僅是中國人，而且還應該是領導全中國人超越格局的領導城市才對。台北人也不僅是台灣人，而是應該帶領台灣走出困局的領航者。因此，在台灣和台北這一邊，該全球化的年代則不該搞自閉，更應當全面正常化地開放與自主發展才好。在這一點上，市長柯文哲個人的態度反而是值得讚許的，「抵抗力好的人，不怕細菌入侵。」他那老醫生的特殊修辭也許不夠準確，卻是一種支持正常開放的健康態度。
更不必說，當今的政府治理多資訊開放，互相都很透明，哪有那麼簡單的統戰形式呢?! 當今各國和各城市的政府治理，不僅是在一個民族國家之中互相競爭，而且在全球和區域的規模與尺度上互相競爭，認同政治，也在這樣的相互競合的平台之上。治理得好，得民心，真正獲得人民認同的政府，才是最後被選擇的政府。因而筆者認為，即便在中央政府冷和的特殊狀況下，城市仍應該恢復和保持「正常化」的城際互動和交流才對。對整個台灣而言，不僅僅是首都台北，而且已「縣市合併」變身成為「都」級的政府，都應該在新時代中承擔「實質發展」的領頭羊及發展引擎的角色。
如果暫時先把高層政治運作放一邊，其實，上海和台北的交流在亞洲城市中有其重要性和優先性。首先，台北、上海都是經歷過兩次大戰期間的帝國殖民，且在殖民矮化中掙扎取得現代化果實的城市；同時，也是訓練未來國家領導人視野和能力的接班人城市。個別來說，上海是中國經改計畫中擔負金融業和服務業大宗的重要櫥窗城市，而台北則是在台灣缺乏國際身份角色時，能夠在國際社會中抬頭挺胸行走的首要城市。以它們在國際社會中特殊的角色和地位相較，正常化且長期地互相交流與學習，對雙方都有好處。
上海「區政府」的能動性：在實質的規劃和發展權中，落實「社區自主」
事實上，除了主題式經驗的各自闡述之外，上海也有許多值得台北學習的發展之道。好比說，台灣的地方政府在長期中央集權式行政體制中，被過度矮化和剝奪了真正的「地方發展權」；為了避免經改過速而造成體制崩潰，中共在九O年初逐漸對地方放權讓利，造就了上海實質的地方發展權。這個「地方發展權」不只是讓地方黨部擁有較多的直接決策權，而且是真正落實到像是「區政府」這樣基層的層級上，讓區政府擁有批地、租地、開發、租稅和集資等這些真正的規劃權、交易權與發展權，這使得上海城市既受到計畫經濟的統合，又同時具有地方的自主性。相較於台北天天喊民主和自治，人民事事參與，卻在城市和社區等級上根本沒有相對應的法律、資金和制度來支持實質發展，上海的制度實驗成果值得借鏡，台北人應該開放心胸學習，如何讓我們成天掛在嘴上的「社區自主」能夠在擁有真實的規畫權和發展權中落實。
雙城論壇的超越：高科技與文化媒體的交流互動
雖然這回雙城論壇有高度的政治陰影壟罩，但在內容規劃上還是有許多超越過去的地方，例如：「智慧城市」和「文化媒體」論壇的互動交流。研究文化全球化主題的學者 A. Appadurai曾提出觀察全球化流動地景的幾個面向：資金（金融地景）、勞動力（移民和移工地景）、技術（高科技地景）、媒介（數位化媒體地景）以及意識形態（民主或制度地景）等，作為完整描述當今經濟全球化所造就的新景觀，終於部分出現在過去比較簡化的市政議程之上。
市政管理者需體認到，當今的全球化流動不只是表面上越界流傳的商品、資訊和移民而已，還有更深入日常生活的人、事、物的跨界流動，超越了過去界線分明的市政分類，且已然成為我們「市政的日常軌跡」了。因此管理者需要有更超越過去界線分明的「新體制」和「新觀念」來加以管理。以電影這個業務來說，去分別「上海的」或「台北的」電影節只有行政上的意義，對實質操作沒有太大的意義。實務界中，已有更多跨城市拍攝的電影產業和網絡分工，資金和勞力的使用更加跨界，甚至市場管理也應該要更有跨界的視野和範疇才行。未來像是過度以意識形態來進行市場區隔或市場懲罰的「戴立忍事件」，應該要在這種友善的交流平台上提出來檢討，別再讓錯誤繼續發生。
應創新制度，積極處理「雙城生活」與「跨界現象」
更不必說，在台北和上海之間，每年有超越兩三百萬的台商、台幹、學政互訪或旅遊人口進行互動交流，當「雙城生活」（living in between）或「雙城認同」（self-identities in between）的多重地點認同政治，已然成為當代人們的生活方式時，城市的管理系統就應該與時俱進。如何避免重複舊官僚體制和舊分類的表面資訊交換，而能進行有跨界意義、有搭建創新平台、有彈性改造體制可能性的內容探討，是未來雙城論壇應該加強的部分。
也許，雙城論壇需要更強的城市治理理想和企圖心。這個企圖心是，超越民族國家未解恩怨的包袱，往前多走一步地看見和認識到，當今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對「地方」或「城市」所提供的成長與機會以及所帶來的侵蝕和破壞。
雙城論壇交流背後真正的政治企圖：創新制度，處理城市差異
話說回來，不管高層政治如何驚滔駭浪，雙城論壇就是應該要以「正常化」的心態，來面對全球化處境中身處危機的城市與地方。切莫把上一世紀尚未解決的統獨包袱，放進嶄新的全球地方衝突之中。只有秉持正常化的心態，才能讓城市治理的政治想像，以及如何實現理想的實務操作技術，在開放友善的主題式交流學習中得到解決問題的智慧，也因此，才能讓在全球化年代中重新崛起的「全球城市」，擺脫傳統國家主權戰爭暫時無解的包袱和障礙，以嶄新的空間語言說出以地方和社區為基礎的政治理想、慾望、認同和想像。並且，在一個逐漸被全球化剷平了差異的同質化語言中，呈現個別城市無可取代的特色，並找到永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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