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教授」變了嗎？
退休大學教師 衣冠城
最近農委會主委為開放帶有瘦肉精的美豬進口大力護航，被人發現他曾在2013年的當大學教授並積極參與農運時曾大力反對開放美豬，說「死也要擋」，如今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立場大幅轉變，讓人驚嘆，陳主委打臉陳教授。
華人社會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重用知識分子，藍綠皆然，而民進黨特別喜歡起用社會運動出身、立場鮮明的學者。然而，當這些學者位居廟堂之上而背棄往日街頭戰友時，更顯得諷刺。
陳吉仲不是立場反覆的「陳教授們」中唯一的一個，相信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為何這些學者一旦掌握權柄就變樣了呢？
關於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闡述的最為深刻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ber)，他曾發表兩篇分別題為〈以學術作為志業〉和〈以政治作為志業〉的學術演講。他指出，學術與政治各自有不同的邏輯與追求，從事其中一項都要弄清楚箇中差異。
韋伯認為，學術是一項專業化的事情，僅有熱情是不夠的。做學術工作或者說是從事科學研究意味著永無止境的知識探索，因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因此會有令人感到拔劍四顧心茫茫的在黑暗中摸索的獨行時刻，所以從事學術工作必須要耐得住寂寞。
此外，學術工作者在傳授和研究知識時必須保持價值中立，教師只是知識的搬運工不是先知，他們通過專業化的研究，進行事實之間的思考，不傳播特定價值，不為政治服務。簡言之，學術在追求真理，並服從真理，成為真理的僕人。
但是政治則不然，韋伯指出：「政治就是指爭取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的努力。」也就是說，政治在追求權力，與學術不同。政治既然攸關資源的分配就必然涉及價值問題，握有權力者必須思考兩種倫理一種是「信念倫理」，一種是「責任倫理」，韋伯認為好的政治人物必須努力同時兼顧這兩種倫理。政治家必須有目標追求並意識到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當必須承擔責任時，勇敢地表明：「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簡言之，政治在追求權力，但不該耽戀在權力本身，而是要利用權力實踐信念並為行動結果負責。
當知識的搬運工太苦、太寂寞了，遠不如在街頭作一名先知享受群眾的崇拜來的過癮。許多學者在未從政之前就已經是權力的「臣子」，而且他們也甘心去扮演這樣的角色。他們為政治人物出謀劃策，逐漸也成為了政治的參與者，並且逐漸將政治由副業變成了主業，成為了職業政客。
所以他們不是前後不一，立場飄移，而是真理僕人的外衣下，早已是權力的臣子，他們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赤裸裸的權力。在以學術為業時，早就把政治當昨唯一的志業了。這樣的學術就再也不是為了知識服務，而是為權力服務。
當這些追逐權力的學者從政後，享受了權力的滋味，自然更不會堅定立場，因為他們的學術不是基於真理，他們的信念不是目標的實踐而是權力本身，自然也就沒有責任的問題。他們的知識與信仰隨時可以隨著所謂的「時空環境」、政黨立場、官位大小而做改變。
所以「陳教授們」變了嗎？他們內心的渴望也許是始終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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