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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法案》不是萬靈丹

退休大使  徐勉生 

蔡總統2016年5月就任,同年12月聖多美與我斷交,拉開蔡總統第一任期斷交潮序幕;不到4年,我連斷7個邦交國。

2019年9月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相繼與我斷交後,中共考量我總統大選將至,刻意避免予民進黨政治操作的口實,沒有繼續奪我邦交國,第一波斷交潮暫時終止。

當政府密切關注新冠肺炎疫情時,第二波斷交潮已悄悄來襲。我邦交國海地外長日前證實已要求我政府撤換大使。雖然海地外長聲稱「邦誼不變」,但是其中透露不尋常的氣息。此事雖未明白看見中共身影,但不能排除中共因素。

川普總統於3月26日簽署《台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簡稱《台北法案》),為美國助我鞏固邦交的行動取得法律依據。但美國能否真正助我護邦交,關鍵不在有無法源依據,而是在於我邦交國的意向與自主決定。

邦交國倘與我斷交,必將失去我國提供的各項援助。明知如此卻執意斷交必定另有所圖,包括獲得更多財政援助、增加外貿利益、吸引外國投資、加速國家建設、順應國際潮流等等。美國能否根據《台北法案》為我鞏固邦交,端看美國能否滿足我邦交國的各項需求。

單就提供援助而論,美國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援助時,通常都有附帶條件,例如受援國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援款用途透明化、雙方組成委員會討論撥款細節等等。受援國不得不接受這些條件,但因雙方時常意見不合,以致撥款進度緩慢,當地政府常感無奈。

中共提供外援則幾乎沒有任何條件,且能配合受援國的需求,興建大型足球場、醫院、政府辦公大樓等等,因此受到當地政府高度歡迎。美國與中共在這些國家心中的好感度,往往左右該國的最終決定。

其次,美國助我護邦交也有戰略考量,目的在防堵中共勢力擴張,避免影響美國國家安全。但是我邦交國的主要考量與美國不同,他們並不認為與中共建交有害其國家安全,反而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廣大,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無論在國際貿易,或者國際政治上,中共都能帶給他們國家利益。

《台北法案》第五條規定:美國對於採取嚴重或重大行動傷害台灣安全或繁榮的國家,應考慮改變與該國的經濟、安全及外交交往。

所謂「傷害台灣」,不外乎邦交國與我斷交。因此,與我斷交的邦交國,將因而遭到美國「制裁」。可是與我斷交的邦交國並不真正在乎美國的制裁,因為可以從中共方面獲得替代或補償。2019年9月索羅門群島與我斷交案例,充分顯示美台聯手仍然無法力挽狂瀾。

台灣想要維護國際空間,只能靠自己,必須對症下藥。一方面要積極強化台灣的強項,鞏固全球產業鏈難以替代的地位,讓中共甚至世界各國感受到台灣的價值。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引導民意改變反中心態,積極改善兩岸關係,與中共建立共識,避免怒目相對。唯有兩岸之間建立起互信,才能共謀未來和平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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