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生存從不簡單，歷史何嘗溫柔。自從人類演化成智人以後，地球上第一次出現一種物種，能從理性的認識來理解優勝劣敗，能以自己的規劃來增強競爭力。因此，手無利爪，又不能飛又不能游的智人，能夠逐漸佔據全世界，甚至邁向外太空，這一切都是來自理性規劃的能力，而沒有這種規劃能力的族群也早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

綜觀人類的歷史，落後的族群就要挨打，衰落的文化就會併入主流文化之中成為一個點綴，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移轉。更為困苦的是，在人類被趕出伊甸園之後，物理之璧經濟之障就無時不在外部客觀的阻礙文化的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視於外部規律而妄想以主觀的決心就能換得族群的發展，最後也往往就是成為落後挨打的一方。

而人類的知能，促使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使得理性選擇與規畫成為可能，然而這種知能，同時也促使了一個副作用浮現，那就是虛假作偽，可以說在人類文化產生的一瞬間，謊言也隨之出現。而這種謊言，破壞了族群間的信任，阻礙了族群的溝通，最終拖累了族群的發展，因此一直以來，人類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就著重於如何解決謊言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因此不論是儒家的道德或是法家的權術，其實主要的癥結還是解決集團內部溝通的成本問題。

到了工業時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對於制度的設計可以有了更宏觀的認識，對於物理之璧經濟之障的研究，使得理想中的體制結構得以被建立；而歐西各國對此回應的主要政治制度體現於，對於人民的控制降低，因此人民間的謊言不在是國家主要要規管的對象，而對於政府官員，則透過議會與輿論督促其講真話說實話。而在政府於人民之外，特別有一個獨特的族群，就是知識分子，透過所謂的學術自由來確保其講真話說實話，政府與人民是短期發展的關鍵，而知識分子就是長期發展的指導，一旦知識分子也講假話，那麼長期來說，這個族群的發展就受到嚴重的限制了。

而雙重標準之所以討厭，不是因為標準的變動而是因為他往往是一種欺騙。例如為何我在A做事的時候用A標準，換成B做同樣的事卻用用B標準呢？那可能因為我決策方式是丟硬幣，所以A丟出正面用A標準、B丟出反面用B標準。只要我能準確地說出我的決策方式，這時雙重標準就不至於影響對於標準的誤判，而個體間也才有統一的基準可以討論並理性的評估何者對於社會進步有益。

但是你明明是因為A所以用A標準、B所以用B標準，你的標準其實是因人而異，但是你卻欺騙大家說，你是因為正義或是真理所以才主張A或B，這時，很明顯是一種動機上的不誠實，一般人還可以這樣，政客這樣做就已經扼殺社會理性討論的空間，當你打破了下限，大家還怎麼愉快的玩耍呢？而知識分子或是學者搞出這套不誠實，那沒啥好說的，這社會不沉淪個三五百年，是看不到希望的。

因此，台灣目前主流的輿論，其實是以顏色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但是卻天花亂墜的號稱自己的標準是正義，這正是一種是智識的懶惰與道德的墮落，尤其是享有國家俸祿與社會尊崇的知識份子更是樂此不疲，真讓人對台灣的未來捏一把冷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