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政研所 張逸帆
2016年5月7日，北京市民雷洋在離家準備前往機場接機的途中，因「涉嫌嫖娼」被北京昌平警方的便衣警察抓捕。在帶回審查的路上，雷洋突然身體不適，便衣警察急忙將其送往醫院救治，卻依然因搶救無效而於當晚死亡。事後警方聲稱，雷洋屍體上的傷痕，乃因其激烈反抗並試圖逃跑的過程中受傷所致，警方並無暴力執法行為。
此案一出，中國社會一片波瀾，各方輿論開始不斷向警方施壓，要求公佈有關細節。針對來自社會上的壓力與質疑，昌平警方在5月9日針對「雷洋事件」進行了公開通報，殊不知卻引起了社會更大的反彈。社會輿論要求警方提供「執法記錄儀」所錄製的影片，可警方卻回應說因便衣出警無法佩戴記錄儀，且錄影所用的手機也在雷洋反抗的過程中掉地損毀而無法提供。一到關鍵時刻錄影設備就出問題的怪相再度出現，但社會公眾早已不會因為官方的一面之詞而放棄對真相的追求了。在此此後，儘管警方一再聲稱掌握了雷洋嫖娼的證據也無濟於事，因為人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雷洋是否有嫖娼行為，而是一個關乎生命的真相。
在龐大的社會壓力面前，即使是威權國家的公權力，最終也不得不選擇退讓。新華社發表文章，認為昌平警方「已經不適宜公開發布與案情相關或不相關的訊息」，在後續的調查中應當「避嫌」。在公民社會與公權力的對抗當中，公民社會再次獲得了初步的勝利。雷洋的尸檢在家屬的同意下委託第三方機構進行，社會輿論暫時和緩，期待著尸檢結果所帶來的「真相大白」。
「雷洋事件」似乎再度讓我們看見了，中國的公民社會確實正在一步步的甦醒中。當公共事件發生時，人們不再明哲保身緘口不言，而是開始願意為別人的權利而發聲。這一方面自然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與對生命的基本尊重，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也沒有人允許任何一個生命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而在另一方面，這意味著人們開始將目光從私領域轉向公領域，開始關注這個社會當中的公眾議題，以及那些與自己同處一個社會中的人的權利。似乎在中國「埋頭苦幹拼經濟」數十年之後，不再為衣食而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終於願意抬起頭來，對自己身處的社會投出關懷的一瞥了。
這固然是一件令人感到欣喜的事情，但中國的公民社會，距離「成熟」依然太遠太遠。人們開始懂得對公權力感到警惕，開始知道任何不受監督的權力最終都會走向敗壞，卻仍然沒有放棄中國傳統中對「治世明君」的美好想象。許多人在內心身處依然渴望能夠有一位如「包青天」一般的「完人」，擊鼓渡江，攬轡澄清天下；而不願意將希望寄託於那對中國人來說陌生了些的「制度」。以「雷洋事件」來說，許多人似乎在潛意識裡，把「昌平警方」與這個威權政權之間的連結，進行了徹底的切割。只追問「個體」的責任，卻不敢去反思這種現象背後，更為深層的制度病因，這樣的公民社會，充其量只能說是「半夢半醒」。現在，一切都只不過是個開始。
我突然想起去年中國女權運動人士被無辜羈押的時候，廣州一群年輕的大學生冒著巨大的風險站了出來，發動十校連署。我問了其中一名連署的大學生，你不怕嗎？他沒有說話，隔了幾十秒之後，他回給我馬丁．尼莫拉的那首詩：
納粹殺共產主義者時，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殺工會成員，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
我沒有出聲，
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發聲了。
我想，只要有這個模樣的年輕人，這個社會早晚會真正醒來的。
我們再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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