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主任 包正豪
曾幾何時，被視為是威權轉型民主典範的台灣，如今竟逐漸沉淪像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穩定政治經濟環境。自1980年代起，政治自由化迅速地推動威權政體轉型。於是乎，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等制度性轉型，成就台灣成為民主國家的結果。三度政黨輪替，平穩的權力過渡交接，讓台灣逐漸邁向成熟民主國家的常態。但是，相較於台灣在民主政治發展上面的耀眼表現，在經濟發展面向，台灣卻逐漸沉淪，「第三世界化」的態勢愈來愈明顯。
曾經台灣人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是自豪的，在這資源匱乏卻人口密集的小島上，我們的父祖輩胼手胝足地，硬生生地打造出台灣經濟奇蹟。因為台灣是如此地成功，甚至有人將這成就歸因為「威權統治」的結果。甚至於大陸或其他威權統治國家也主張「威權統治」有助於經濟發展。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似有幾分道理，但細細檢驗便知，不過是穿鑿附會。如果能將威權統治和經濟發展聯繫起來，試問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難道也是威權統治的結果？但是我們又很難否認一件事情，就是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確實比較快速且繁榮。所以，非常無厘頭但是又「好像」難以否認的是：在台灣，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無法並存。
最普遍的自我解釋是說，民主政治底下的各種社會群體均能夠自由發聲，表達意見。而民主機制就在於整合社會多元意見，所以效率自然低落。於是乎我們將經濟發展滯後歸因為民主的必要代價。但這樣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民主制度的決策，縱使因為要整合社會多元意見而導致速度緩慢，但理論上，因為決策已經整合多元意見而在推動上應該比較順暢。那麼到底原因在哪裡？當下的台化遷廠案，以及過去無數投資案的無疾而終，都導向一個結論：台灣還不夠民主。
無論威權，還是民主，台灣的經濟發展主角都是民間企業。商人在獲利動機的驅動下，總是奮勇向前。我們以前總是讚揚國民黨政府在經濟發展策略上的高瞻遠矚，認為那是引領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火車頭。個人並不否認策略性產業的導引作用，但是台灣的經濟發展並不是靠一兩項產業撐起來的。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經濟最大的貢獻，就我個人來看，不是選擇正確的策略型產業，而是提供一個相對穩定可預測的經濟環境。
穩定且可以預測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我們在評量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時，必然會考慮的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指的就是投資環境是否穩定，會不會發生政府人事更迭而導致政策丕變的情形。在威權統治時期，台灣的投資環境是穩定的。投資者幾乎可以完全排除投資風險的干擾。這導致大家誤以為「威權統治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去除投資風險並不是只能在威權統治下發生。一個成熟民主社會裡的政治人物，縱使政見上與前任不是百分之百合拍，但基於尊重民主制度的精神，而且民主政治同時強調法治，所以不輕易推翻前任政府的「合法」政策。因此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並不相悖。
在台灣，之所以看似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不能兼得，其實是我們的民主素養還不夠到家。新選上公職者，自以為獲得民意付託的天命，濫用權力，恣意推翻前朝合法決策，務使己意得遂而後快。這種野蠻的心態與行為，才是台灣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看似衝突的元兇。所以，哪裡是民主與經濟發展不相容，是欠缺民主素養的政客讓我們不能魚（民主）與熊掌（經濟發展）兼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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