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從前有一個渝洲村，因為地處大山之中，以至於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後來村中的長老們決議要發展交通，讓村子發展起來。在規劃的過程中，長老們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要建鐵路，一派認為要發展公車，本來還相安無事，後來公車派佔了上風之後，宣稱渝洲村是天然公車，任何不要公車的就是不愛村子，要挫骨揚灰，而過去支持過鐵路的，那也是愛村子成分不足，鐵路不倒村子不會好，至於為什麼村子一定要公車不能用鐵路，兩者有什麼差異，那是沒人要去討論的。而村里一群聰明人組成的大學堂，理應說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吧，但是大學堂都認為這些問題太淺薄啦，要談談高深的父權宰制，去威權化的問題，所以一直在激烈討論，為啥司機要穿褲子不穿裙子，為啥是綠燈行紅燈停的問題。而至於村子裡到底要什麼資源可以跟隔壁村子交換，或是不論公車還是鐵路，他的機器系統要怎麼設計，村子裡面的人是既沒興趣也沒能力去討論呀。
一個國家，總有三個層次的問題可以討論，第一個是根本存在的問題，就是那些人是我們這一群人？也就是我們對於國家組成的基本想像。而台灣可惜的在於，在這個點上其實沒有人要認真討論，大家只想很快地標籤化，把自己的論點當成宇宙真理而標籤化對方是不愛台灣。但是事實上，這個根本問題其實是可以理性分析討論的。而只有偷懶的政客與人民，才會不去思考這個問題而懶惰的以血緣來建構國家存在的基本問題。第二層次是符號的問題，也就是用那些裝飾藝術來點綴這個國家，例如開車要靠左邊或是右邊，學生到底要不要穿制服等等之類的。這類議題討論起來多可辯個頭頭是道，但是實際上那是受到下層建築所影響的飄渺議題，與其說是重要議題，不如說只是傳統的趣味而已。第三層則是知與能的問題，也就是這個社會能夠知道哪些事情又能做到那些事情。在馬克斯的理論中，知與能的問題是屬於下層建築，而下層建築終究會影響法律文化等地上層建築。
不過其實歷史上的教訓是，因為下層建築是個硬學術，很難有跳躍式的發展與進步，人類歷史上稱得上生產方式革命的也不過四次，因此大部分人類的智力都用在可以短期獲得利益，吸引他人眼球的上層建築之上。也因此，台灣雖然號稱有高素質的人力，但是這些金頭腦卻甚少投入到底層建築的建設之上，而在國家基本存在的問題上，又已經決定偷懶的血緣標籤化，任何進一步討論的企圖就被打到不愛台灣的恥辱柱上，失去了理性論辯的可能。也因此造成最終的討論，就集中在符號學之上，所以要不要穿制服之類的符號學討論就變成了台灣最重要的議題，佔用了大部分的資源，但是從歷史與經濟的發展上來看，符號學的討論及使用上了在豐富的詞彙，像是啥去脈絡，溫暖而有人性的社會之類，終究只是空談國是而於事無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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