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在政治哲學的分類上，國家由魅力之主獨裁稱為君主制，由睿智之人共和稱為貴族制，由多數之人統治稱為民主制。能夠融合這三種體制之優點一直是政治學家的終極夢想，而且這種夢想發跡甚早，羅馬一度被認為是這種融合的典範。

而英國傳說中的卡美洛，就是這種融合的投射，英勇的英雄國王亞瑟、睿智的魔法師貴族梅琳以及軍事民主的圓桌武士。英國在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地理背景之下，創造出了一個由民主代議的國會立法、知識貴族的法官司法，具有領袖魅力的首相行政，可以說是在現代憲政中非常典型的能夠綜合國王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優良因素的政體。

而民主的國會，其權力來源仰仗於多數人同意，君主的首相，其權力仰仗於個人的成功（也許包含經濟上的成功？）那麼貴族的法官呢？司法的正當性來源在哪裡？如果我們追溯其本源，就會發現司法威信的來源源自知識，也就是可以在迷霧之中作為定糾解紛的指南針，能夠運用在象牙塔中習得的知識，在重要的時刻為國家指出方向。當然，這是理想，但是司法要能受人信賴的關鍵也在於此，不然，法院一定是判一方敗訴，那理論上滿意度永遠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呀，而正是因為法院在矚目案件中做出睿智正確的選擇，才會使司法普遍受到人民的信賴而取得正當性。

因此，德國司法威信來自國王收購磨坊案，日本司法威信來自俄國皇太子刺殺案，美國司法威信的案例就更多了，一般認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亞美士達案。而這些案件或許情節不一，但是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司法機關睿智的做出與立法或行政機關相反的判斷，而且這個判斷被民眾認為是也利於國家社會發展的，而就是這種睿智的印象，使的法院的正當性日益穩固。

例如英國日前的脫歐公投，從媒體民調分析，基本上英國人投完就後悔了，而英國法院也從善如流的判決脫歐還必須經國國會的討論，也就是聰明的給了各方下台階，讓情勢有了轉圜的空間（這件事情非常有趣，原則上英國全國性兩次公投EC Referendum Act 1975加入EC公投，跟 Referendum Act 2015脫離歐盟公投，都只是諮詢性公投，而前者公投通過後係由行政機關直接與EC商討加入條件，而後者則是法院判決不得由行政權主動發動而必須經國會通過後，方能像歐盟遞交《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脫歐申請，其中最大差別恐怕並非法律規定而是整個後悔不已的英國民意使然，而英國司法就成為國家最好與最睿智的下台階 。）

是以，我們明瞭，司法能作為一個國家有用的權力機構，首先它必須是睿智的，而且敢對其他權力機關踩煞車的。因此所謂的司法改革，也必須是脫離行政與立法體系之外，甚至是人民之外的改革。而司法改革的成效，也不應該體現在司法的服務態度或是滿意度之上的，司法改革的重點永遠是而且唯一是，如何創造出法官睿智的形象。

然而我國目前由行政權帶頭的司法改革，而且居然還有立法機關的代表，更加入一群不知何謂的公民團體，這種改革的結果其實不看可知，就是讓司法更加的被人民認為是不夠睿智以及沒有作用的單位。這樣的改革再來一百次，除了順遂了總統與黨派將黑手伸入司法權的慾望之外，對於司法的威信其實是一次又一次的殘害，而最後即使司法做出了睿智的判斷，也會被社會嗤之以鼻。

此時，理想中魅力的行政王權、多數的立法民主以及睿智的司法貴族，已經被斬去一臂了。但是我們又有多相信我們的行政首長會是有魅力的，再說，我們的立法委員能夠代表多數嗎？這樣看來，我們不是融合了三個政體的優點，而是兼採了三個政體的缺點呀！到了那一步，叫什麼國家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他將徹底的成為鬼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