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副研究員 吳孟道
光復節前夕,張忠謀董事長出席工商協進會早餐會,提出「創新就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論點。他認為當前政府主打的「創新、就業與分配」政策方針,本質上是互相矛盾的。特別是創新產業,是為少數人服務,而多數人享受不到這個好處,因此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問題。聽起來似乎頗有道理,但真實情況真是這樣?台灣社會分配嚴重不均問題,究竟誰才是罪魁禍首?張忠謀說了算?
數字會說話,讓我們來看看數字說了甚麼。下圖列出這三十多年來台灣家戶所得最高及最低五等分位倍數(以下簡稱五等分位倍數)與吉尼係數趨勢。這兩個數字都是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的常用指標,數字愈大就代表所得愈不平均。從下圖可以清楚發現,歷年來台灣所得分配趨勢約可分成三個區間,1990年以前、1991-2000、2001年以後。在1990年以前,趨勢雖然往上,但五等分位倍數幾乎都落在5以下,而吉尼係數則在0.31以下。在1991-2000年這段期間,五等分位倍數介於5-5.5,吉尼係數則位於0.31-0.33之間。而在2001年以後,五等分位倍數已快速攀升至6以上,吉尼係數則在0.33之上。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顯然地,所得分配惡化是從1980年代開始,而1990年代與2000年以後這兩個時期惡化程度又往上跳升一個層級。試著回想一下,1990年代台灣產業結構發生甚麼變化?沒錯,就是以台積電為首的電子科技產業興起,伴隨著全球經濟從投資(或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邁入以人力資本為主、以創新及研發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或新經濟時代。
這段時期可說是自二戰之後全球經濟成長最為快速的時期,尤其是藉著科技創新及全球貿易快速成長的兩大驅動力量,讓相關產業及產品的附加價值大幅提升,也帶動全球電子科技產業快速發展。但光鮮亮麗的外表,背後往往是醜陋的一面。所得分配惡化就是這波經濟成長背後的苦果。科技創新讓少數人得以奪取大多數的成長果實,而貿易自由化則讓先進國家可以輕易掠奪開發中國家資源並創造自身財富。
身為全球經貿發展的重要一員,台灣,自然也逃脫不了這個宿命。而台積電在這個過程中,毫無疑問地,也是這波創新科技的既得利益者。特別是政府為了鼓勵企業創新研發,大幅透過《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與《產業創新條例》的租稅優惠與補貼措施,扶植台積電這類電子科技產業發展,也讓他們得以維持一定競爭力。日前報紙大篇幅報導台積電又成為政府年度稅收貢獻王,一年繳稅金額高達260億元(2015年),但若細看他的實質稅率(營所稅稅率),則僅有7.4%(260億元除以稅前淨利3504.3億元)。
這意味著甚麼?成立30個年頭的台積電,到現在還藉著創新研發之名拿取政府的大量稅收補貼。結果現在反過來說「創新就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這個臉不覺得自己打得很腫嗎?誰才是社會分配不均的真正元凶,顯然已經不證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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