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師

台灣雖號稱有兩大政黨，但那是在統獨的分野上才有意義；在財經議題上，兩大黨皆屬右派團體，這可從馬英九的證所稅，以及蔡英文的一例一休政策演變上，看得淋漓盡致。

才立法不久的一例一休政策，在民進黨成功砍完勞工七天假後，最近又突然想動手對一例一休的相關條文動刀。民進黨籍21名立委稍早前舉行記者會，表示將提高每月加班上限，以及將加班時數改為核實計算。

搪塞的理由是拿勞工當背書，他們指出南部有很多勞工瘋狂想加班，但因卡在一例一休僵硬的加班制度，搞的業主寧願賠錢，也不願多擠出加班費，協助勞工賺額外收入。

先不問這些不想放假的勞工到底存不存在，這問題的癥結點，似乎應該在為何台灣勞工寧願不放假，反積極找加班機會賺錢。答案不複雜，就是本島的薪資結構過於壓抑，實質薪資卡在17年前所致。

因此，一例一休的問題，不在於政策本身，而是應該檢討，為何台灣勞工的薪資如此低迷。答案很清楚，就是兩黨的勞工政策，皆過於偏袒資方。他們會在政策的形塑，以及提供媒體的論述上，以右派的觀點切入。

因此不像南韓與歐美等成熟市場，會以籌組勞工組織的方式調配解方。台灣的兩黨政客，會將勞工政策的論述，以加班不靈活的藉口糊弄百姓。如果一例一休真傷到了勞工的加班權，為何主計總處卻透露出截然不同的訊息？

根據該處所統計的資料顯示，今年1至3月平均每人每月加班工時8小時，年增0.1小時；平均每人每月加班費則是1,685元，為歷年同期最高，年增10.42%，增幅為近7年新高，研判應是受到勞基法修正，休息日加班費加乘提高影響。

本人在很多議題上與蔡英文的政策相左，但在一例一休上，必須坦承徐國勇所說的「能量不滅定律」有其道理。不管兩黨政客與異議者如何批判，今年第一季的勞工加班時數確實有增加，也在加班費上達到歷年新高。因此沒有「勞工無法加班」的問題，收入也的確進入了口袋，否則就沒有1,685元的加班費。

蔡政府的問題在於，就算有了這史上最高的加班費後，為何勞工的實質薪資仍未改善？答案就是加班費佔經常性所得的比例仍少，且台灣偏資方的市場，會輕易讓慣老闆趁機提高物價，導致通貨膨脹啃蝕了實質薪資。

且同時間，兩黨再透過媒體操作「勞工都加不到班」的論述，逆轉一例一休中有關「做1算4、做5算8」的加班費計算機制，改為核實計算。倘若這個修法成真，那砍掉的七天假，是否能夠還回個兩天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台灣的兩大政黨都屬右派，否則民眾一度支持的證所稅，不會在馬英九的執政下，被同一批人給胎死腹中。上述還回兩天假的案例，在歐美與南韓的例子中，就很可能會實現，為什麼？

答案是這些國家都有強有力的勞工組織，協助勞工執行集體議價的功能。這個重擔不會只落在短視且大收政治獻金的立委身上，讓他們包裝所有的論述空間。

舉德國當例子，這個國家之所以能享有優越的出口競爭力，主要歸功於強而有力的工會組織。德國的「勞資集體談判」，是發生在產業與區域層面，而非公司層面。因此資方與工會談判時，能夠以更宏觀的角度評估。

德國的工會能夠忍受一時的低薪期，讓產業擁有高競爭力的國際生產成本。如此的作為有如買保險，勞工在產業歷經衰退期，願意犧牲一下自身的權益，等到景氣轉好時，產業再行調高薪資與其他福利回報。長期而言，雙方都是贏家，因為較低的初期工資，會漸漸轉成長期的高薪資報酬。

如果將德國案例放在台灣，倘若本島有龐大的工會幫勞工協商，此時就是要求業者幫勞工加薪的時刻，因為台灣的勞工已犧牲了17年的低薪環境，締造台灣嘆為觀止的4,300億美元外匯存底。如今景氣已回溫，股市也上了萬點，理應要讓薪資水準恢復到應有範圍才對。

但諷刺的是，台灣兩個右派政黨，沒在應培養工會時有所作為，持續壟斷勞工的議價權，一直到如今，還在吵一例一休的「僵硬加班」，看在先進國家眼中，台灣真是落後，而這些先進的國家，還包括南韓。

更可悲的是，再過一段時間回顧蔡的一例一休，很有可能被島上的資本大鱷，蹂躪成馬的證所稅。而這一段時間，最需要發聲的勞工，卻默默的躲在牆角，因為他們根本連正確的論述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