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新聞工作者 楊力
作家魚夫新作〈台灣何時開始有電力？揭穿教科書世紀謊言，劉銘傳其實稱不上台灣電燈之父…〉一文，引起了勉可算是歷史研究一員的我的好奇心。政治立場傾獨的魚夫有此論述，並不讓人意外；但歷史書寫是一回事，史實與研究又是一回事，禁不禁得起檢驗，自有公評。
魚夫書寫劉銘傳，除了前文，其實還有幾年前的〈如此優雅的自來水博物館卻隱藏著世紀的大謊言！〉一文，他在一開頭即寫道：「如果說台灣的自來水之父是劉銘傳，聽聞者會馬上從椅子上跌下來大概也不是什麼稀奇事。」
不知大家有無發現兩者行文下標的神似之處?或謂，同一人所寫、本當一致，但此處要討論的其實是兩文潛藏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否「先射箭再畫靶」？
歷史研究若要考據誰為「某某之父」，必然會先涉及幾個定義問題。例如電燈之父，就包括了「電燈」與所謂「父」的定義，可能人云殊異。須知，早於、或與愛迪生同時研究電燈的所在多有，但後世咸認他有效解決了燈絲問題並將之商業化，因此將「現代電燈泡」的發明之功歸於愛迪生。
回歸關於台灣電燈與自來水之父的論戰，如果定義問題不先解決或有共識，又怎可能會得出標準答案?更進一步言，若是先設定他人的歷史書寫「造神」，再以自己的定義去批判他人的歷史書寫是謊言，只怕這種歷史書才更像是謊言。
魚夫稱教科書或自來水博物館對於台灣的電燈（力）、自來水的歷史書寫為「世紀謊言」，為文基礎與論述邏輯是：一、「有人（或假設有人）」稱劉銘傳是「台灣電燈之父」、「台灣自來水之父」，二、劉銘傳的事例根本不夠格稱為「父」，三、世紀謊言於焉成型。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簡略蒐尋相關資料，絕大多數的歷史書寫均稱劉銘傳是「台灣現代化之父」或「台灣近代化之父」，稱劉銘傳為台灣電燈之父或自來水之父者，似乎僅魚夫此兩文也；看倌如果不信，簡單Google一下也可略知一二。大前提如不成立，誠不知如何立論、得出結論？
至於事例部分，魚夫質疑：劉銘傳挖幾口水井，就算台灣公共給水的開始？就算劉銘傳官大，水井比人挖得多，但算得上現代的自來水建設嗎？再沒常識，也不敢說挖幾口水井和現代的自來水有啥關聯？…那種源自地下水的水井，因為受到擠壓，便有如湧泉般的自動冒出，乃自然而然的呼之為「自來水」，當然，和我們當代複雜的自來水淨水、儲水和輸送等過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這是魚夫對自來水的定義，殊不知，台灣在陽明山、宜蘭深溝等地，早有湧泉供無過濾地下水、迄今不斷。像日據時期發現的陽明湧泉，當時的總督府還將之引到城中區供民眾使用；深溝水廠的三號井，如今假日還開放讓民眾取水生飲，不知人民能便利使用這些由政府單位管理、並未經過人工淨水的湧泉水，算不算是用自來水？
魚夫另指出，劉銘傳上書皇帝的奏摺：「購自來水機器全副，價洋二千圓。」如此這般便成了台灣公共給水的嗃矢，那許多台灣人的祖父輩挖過井水者趕快出列登錄，即可名垂自來水青史矣。唯據考證，當時台南知府唐贊袞用西方工法鑿自來水井深達五十丈仍不得水，劉銘傳則添購自來水機器、聘請日本技師，以新技術開鑿數座鐵枝井（自來水井）。三言兩語即將此井等同彼井，好輕鬆的歷史研究方法!
至於台灣電燈究竟肇始何時？就連魚夫也不否認，劉銘傳在東門設有「興市公司」，運來一台小型發電機，委請丹麥技師在新造的行轅及街道點起了電燈；後來因為成本太高，乃如曇花一現，因此魚夫認為發電一事劉銘傳只是「搵豆油」。但史實就是史實，台灣人民於街頭首見電燈，如何能不歸於劉銘傳時期？如此以自設的電燈（力）之父定義說他人的歷史書寫是謊言，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又是什麼?又是何其廉價的歷史書寫呀！
不容否認，命運多舛的台灣，造成了人民民族意識與政治意識型態的歧異。但歷史研究、歷史書寫本有其嚴謹的一面，史實更是班班可考、不容扭曲。當然，如果是想藉書寫歷史帶政治風向、搞「歷史文創」，那又另當別論了。
圖說：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1888年於台北創立「興市公司」，裝置小型蒸氣燃煤發電機，並於台北城內首次裝設電燈照明，點燃「台灣第一盞電燈」，裝設地點除了官方機關，還包括撫台街、西門街、新起街、祖師廟、北門外街道，民間甚至以「欽差已經點燈火，點火點來較月光」俚語形容。（引自《台灣電力發展史–台灣電業百周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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