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政研所 張逸帆
2010年，我大二，在北京某大學當交換學生。由於受到了「毛鄧三」[1]老師的影響，開始關注起了文革。我在北京中關村買了一個移動硬碟，然後開始收集關於文革的一切資料。幾年時間過去了，我還是單純得有些許理想主義地認為，那些執政者想要抹除的記憶，更需要被記住與傳承。因為，這是一個民族存續的根本，以及最起碼的尊嚴。
基於此，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那一個全國陷入精神病狀態、分不清是非黑白、受害者亦是加害者加害者亦是受害者的瘋狂年代，但我對它的認知或許要比同齡人稍微多一些。也正因如此，我對群體式的狂歡，有著一種發自內心的、根深蒂固的恐懼與警惕。
群體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存在。當一群人決定要謀殺一個人的時候，無所謂是非對錯，無所謂良知與理性，一切不過是在彈指一揮間。群體成為施暴者時所產生的「從眾」的力量，可以為暴力提供相當程度上的正當性。人們總是恨不得全世界就他一個人在做好事，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將會成為全人類的英雄與救世主；但人們卻巴不得全世界都在做壞事，因為在此時即使是壞事，也會變得「合情合理」。
2010年中國發生了著名的「藥家鑫案」，由於在事發之後短時間內媒體的扭曲與網路上四起的謠言，為嫌犯藥家鑫塑造出了一個「軍二代」、「富二代」的權貴形象，引發了全社會（尤其是網民）的一致聲討。在這樣的情境下，即使大部份關於家世背景的資訊都是以訛傳訛，即使藥案還有諸多細節存在爭議，但事情的結局早已註定。全天下都要他死，他不可能不死。
在事情過去兩年之後，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南方週末》的一位調查記者。那時我們在雲南香格裡拉縣的一個村子裡，夜，停電，點著蠟燭，他將他對藥案的調查娓娓道來[2]。我一直記得那位記者最後的那段話：「請你不要輕易相信我，因為我不知道我所調查到的這個版本，到底是不是所謂的真相。藥家鑫已經死了，在這所有的疑慮與矛盾得到解決之前，在整個社會的喊殺聲中死了。有太多的真相，都來不及被發掘。雖然我找到的真相似乎更加指向於死刑，但無論如何，他絕對不能死於眾人之口。」
在這裡，我沒有任何想要為他翻案的意圖，我只是想問，如果不是那群起而攻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群體憤怒，或許，我們可以知道更多的真相？
然而更可怕的是，中國千年以來對集體主義以及所謂殺身成仁的犧牲精神，使人們對作為暴力承受者的群體生命表現出了讓人難以想像的冷漠。在受害者是個人的時候，或許我們還能像現在這樣，為他或她的悲哀、疑慮乃至生命的記憶，進行短暫而微不足道的討論和緬懷，但如果受害者是群體呢？他們變成了一串數字，抑或一個概念， 充其量也只是紀念碑或檔案本上的一個個名字。同樣是2010年，在一場演講上，我聽到一位中國石油大學國際關係學的研究生說道：「就算三年困難時期死了三千萬人又怎樣？革命就是要有犧牲的啊！」在那位同學眼中，三千萬條生命，不是屍橫遍野也不是慘絕人寰，而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罷了。當然，這或許只是一個極端案例，但我們不難想像，當群體成為暴力的對象時，由於簡化了對個體的具體想像與情感共鳴，人們總是更容易漠視人性與生命，也更容易變得殘酷與極端。
我不想得出任何的結論，也沒有能力在這一千多字的短文裡探求任何的真相。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他那種道德觀在這個世界上有所抬頭。
我不是大智慧者，沒有那麼強的能力去說清是非曲折，我只是單純地認為，在「群體」這個詞面前，或許我們可以變得更審慎一些。不是一種狀態，也不是一個目標，僅僅是一種面對世界的態度。只有我們勇於承認人性的懦弱、無能與難以自控，或許才能更好地避免悲劇的重演吧。
[1] 全稱「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現改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是中國每一個大學生的必修課。但上課的內容和方式，因老師而異；我上過兩所學校的「毛鄧三」，呃……老師講的基本上和課程主題沒有半毛錢關係。
[2] 請參照：《药家鑫案的真相-一个被虐待和溺爱交错着的同性恋者》。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是不是那位記者匿名發表在網路上的，但內容與記者本人的口述幾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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