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  楊泰順教授

美國在9月27日進行了首場總統參選人的辯論會，由於會前兩位參選人的民意支持度相當接近，這場辯論也格外吸引美國與國際媒體的關注，預估有近一億人守候在電視機前觀看。辯論結束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隨即進行觀眾印象調查，62%的受訪者認為希拉蕊贏了這場辯論，僅有27％認為川普獲勝。由於辯論結果對立場較為溫和的希拉蕊有利，交易中的亞洲股市立刻聞聲大漲，一場鬥嘴鼓的影響力不言可喻。但除了對國際政經情勢的影響，這場辯論會對台灣島內的政黨競爭應該也有些啟發。

台灣觀眾或許不了解，這場辯論會雖然只有川普與希拉蕊兩人針鋒相對，但實際上美國目前有四個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正在角逐總統大位，另兩位為：綠黨的史登與自由黨的強生。根據總統辯論委員會的規定，候選人必須在五家主要民調公司得到平均15%的民調支持度，才能獲邀參加辯論。強生雖曾獲得高達13%的民意支持，但五家平均僅8.3%；史登更慘，平均只有3%的民意支持度，由於無法跨過15%門檻，兩人均未獲邀參與辯論。

美國以獲得總統選舉人票的絕對多數者才算當選，無人跨過門檻便須由眾議院議員票選決定，故而第三勢力在選舉中的角色不可小覷。但儘管如此，為了選戰的單純化，兩黨掌控的辯論委員會仍然設定了15%的門檻，排除第三勢力候選人參與辯論的機會。有些民間團體為此大抱不平，未來也可能舉辦所有候選人均能參加的總統辯論會，但由於兩大黨已擺明不參加，預期效果將宛如狗吠火車。

台灣的總統大選採比較多數制，亦即只要得票高過其他候選人，就算沒有獲得過半支持仍算當選，如陳水扁在2000年便是以39%選票當選。第三勢力依此競選規則，將較難影響選戰的結果，如允許沒有勝負希望的政黨參加辯論，只會使辯論失焦並讓選民難以掌握主要競爭者的差異。故而，美國以15%門檻排除第三勢力參加辯論，其實相當值得台灣借鏡。若依美國的作法，2016的台灣總統大選便應只有民進黨與國民黨兩組候選人辯論，因為親民黨的宋楚瑜平均民調從未超過15%。但台灣卻鄉愿的讓宋也成為辯論參與者，給予他藉辯論舞台拉抬同黨立委選情的機會，無形中卻使得選民的選擇平添許多變數。

再者，美國總統的辯論會開門見山便是主持人進行提問，候選人並無不受打擾進行申論的機會，這與台灣先讓候選人申論的程序明顯不同。但仔細思量，美國的程序的確較切合實際。試想，辯論會舉行時至少已是候選人取得資格後的兩個多月，姑不論有初選程序讓候選人盡情闡述，光以現代多元媒體的發達，候選人的基本理念何愁沒有宣揚的機會？故而再撥出寶貴的電視辯論時間讓候選人申論，根本就是多餘，尤其辯論重在凸顯差異，各說各話式的申論只會讓觀眾失去聆聽的耐性。

這次美國總統辯論僅由單一個人，同時負責主持與提問，隨後兩場辯論雖有雙提問者，但最多也就是兩人。台灣的辯論會則各主要媒體代表一字排開分別提問，有時還特別安排公民團體提問，熱鬧固然熱鬧，但是否有人想過，辯論會的焦點是提問人爭奇鬥艷，還是候選人抓住議題核心進行無可規避的闡述？台灣2016年的候選人辯論會結束後，不少人便對提問者代表性與問題深度有所批評，但這不正是台灣民主問題的具體而微？在公民參與的大帽子下，往往民粹高於民主，選出的領導人因此缺乏具體的方向，當選後也只能隨波逐流。

美國這場辯論會孰勝孰負已有定論，但川普敢於明確主張為富人減稅以增加投資意願，希拉蕊則對富人未善盡社會責任與陷年輕人於困境予以抨擊。如此涇渭分明的政策主張與解決方案才是「辯論」應有的內涵。如果辯論雙方都只畏縮的主張「維持現狀」，選票又如何帶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