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系主任  包正豪

正常狀況下，民主國家很少有法律是制定來迫害人民，或是蓄意造成社會問題的，但現實上，特別是在台灣，經常會制定一些「看似良善，實則問題不斷」的法律，不僅無法實現原先的立法目的，反而因為執行上的窒礙難行，產生許多意料之外（其實很多是意料之中）的弊病，反而造成社會困擾，與負擔不必要的社會成本。

以《菸害防制法》為例，有些社會團體，譬如董氏基金會，視吸菸為讎寇，其終極目標是完全禁菸，所以在《菸害防制法》的立法及修正過程當中，大力遊說，務必從嚴。這類社會團體，為求成功對政府施壓，將吸菸與否，打成泛道德性的立場選擇，因而喪失詳細理性討論的空間。

當然，從相關利益團體的角度出發，《菸害防制法》愈嚴愈好，所以到處劃定禁菸區，也禁止商家或地方政府設置菸灰缸，務必造成吸菸者不方便，然後想當然耳地認為，吸菸者會因為「厭煩」這樣的不方便，而最終戒菸。

老實說，二手菸影響他人，劃定禁菸區，不允許室內和公園內抽菸，是很合理的做法，很少人會覺得不對。但是幾近全面劃設禁菸區，又不允許設置菸灰缸的結果是，吸菸者圖方便，而隨意丟棄菸頭，最常見的，就是棄置於下水道內。嚴苛法律並未成就戒菸目的，卻因為窒礙難行而衍生出環境衛生問題，何苦來哉？

近期間鬧得沸沸揚揚的「一例一休」，也是立意良善，要保護勞工權益的法案。政府在推動立法期間，為求佔領道德制高點，將反對者打為「慣老闆」或是「冷血無良資本家」，尋求社會支持，希望快速立法通過。果然，高舉「勞工權益」大旗後，法案通過了，但是想當然耳的一例一休和不得連續七日以上工作，幾乎在通過施行的當下就發現窒礙難行，因為毫無彈性。

受影響的商家和團體，想方設法規避責任，不是陽奉陰違，就是根本擺明不打算遵守。以台灣勞動檢查能量之低落，根本無從查起；查不到，就沒有處罰，也就沒有威嚇力。勞工權益沒保障到，還制度性地「促進」違法者實質增加。

這兩個例子都不是政府刻意要為惡，都有立意良善的立法初衷，但是也都造成許多後遺症，造成衍生社會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應該要揚棄「道德性立法」的策略，和「限期通過」的要求，盡可能地聽取利害關係人的不同意見，去發覺立法施行後可能會產生的問題，務必經過充分的討論，確定新法能夠所創造的社會利益，明顯高過所帶來的成本與弊害後，後再行推動立法與修正。為政最忌躁動，偏偏執政者總是期待立竿見影出政績，終究造成紛擾。

英國國會慣例，如果法案投票結果呈現平手僵局，國會議長永遠會投「維持現狀」一票，理由就在於，如果沒有明顯利益，也沒有明顯多數支持，執意推動「改革」，往往就是致亂根源。

政績，不是靠通過法案數多寡來看的；政績，是靠有效推動良善法律而無須負擔過多社會成本而得到的。只有看透這點，並且循之，政府才能真正地為人民謀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