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馬總統雖然尚未卸任，但其總統之評價可謂雖未蓋棺但已論定，就是：「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如此評價，但最終之結果卻是眾人皆言「馬總統是2016年國民黨氣勢低落的唯一原因」，這話雖有點太過，但其中主要原因大致無誤。為何努力的人卻得不了肯定？這不得不說是馬政府在戰略上的失誤所造成的，所謂的南轅北轍，本應駕車向南，但卻向北行，當然是越努力成果越糟糕呀！
治國之道其實無他，不是光榮就是富足，而現代社會的光榮就是來自民族國家的想像共同體。在台灣的居民，若自認是中國人，則其代表主體在對岸，即使中國人再好再光榮，老實說那也跟台灣島上的這群人無關，因此堅守「不獨、不統、不武」也許是和平之道但卻難是光榮之路；對比民進黨主打的台灣民族之路，自然較難成為人民的鴉片而獲得掌聲。因此，馬總統的救贖之路無他，唯有也僅剩搞好經濟這條路了，而這條路又發生了怎樣的失誤呢？
首先是，現代面臨的經濟環境已經與過去有非常大的不同了。過去有心創業之智能之士，可以先憑藉著新的發明，堅實的管理或是獨特的服務先在一地創建實體商業據點，然後逐步擴張生產規模，同時因為在擴張過程中需要之機器設備與土地廠房均是金融業者可以估量的資本，因此有便捷之籌資管道而可以讓新創事業走向正向循環的快車道，使年輕人有一個可以迄及與經濟上能夠成功的道路。然而現代社會卻不是如此運作，由於網路時代的出現，任何一個好的點子必須在短期內就要觸及全球市場，否則就是一個被市場忽視的點子。也就是說，具有新創想法的創業者，在做出原型之後，就必須有大量資金的挹注，而由財團買斷原型來發展才是現今的王道。因此，馬政府在金融市場的規劃上並沒有追上這點潮流，老實說，過去所教育出來的台灣人也還不能適合這種快速的競爭，台灣有創意的年輕人，只可能做為下一波產業的領頭羊，並沒有辦法在台灣帶領產業的轉型與發展。這已經是斷掉馬政府經濟發展的一臂了。
而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一群台灣人的發展已經被困死了，另一端沒有太大野心只想安穩過生活的人又遇到什麼困境呢？這群求安穩者所遇到的困境，則是來自所謂的西班牙陷阱。（所謂西班牙陷阱，是指西班牙輕易地獲得來自海外殖民地的巨大的財富，因此喪失再投資的野心而使社會固化，導致社會因此而衰敗。）簡單的說，由於台灣過去一系列沒有遠見的經濟政策，使得在李國鼎之後的台灣社會逐漸失去了持續自我成長的動力，而銜接上的經濟動力則來自北京政府對台灣的讓利，甚至從陳總統任內已經成為主要的經濟成長因素了。而這種來自境外政府的讓利，恰恰就是一筆輕易獲得的巨大財富。這筆財富與正常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財富不同，後者由於是資本家與勞工共同創造的利潤與價值。因此，經濟學理論中的外溢效益可以解釋的非常好，也就是這筆利潤雖然大部分仍被資本家享有，但是資本家為了綁住有價值的勞工活動，因此比較會願意分潤利潤而使GDP在成長的同時，大多數的人民也能持續成長，甚至高技術人力也能逐步成為穩定的中產階級。
然而，如前所述，台灣從陳總統任內開始，GDP主要成長動力就來自北京政府的讓利，而馬總統的兩岸路線更是助長了這種政策傾斜。而這種讓利造成一種效果就是，一個企業能拿到這種讓利其實與企業本身產品或服務是無關的，主要是來自企業主本身個人的人際資源，也就是說既然企業的獲利主要是來自企業主與北京的關係，而員工只要不出大紕漏就可以維持公司營運的情況下，企業主自然不願意分享利潤而只願意以最低的費用來維持公司的運營。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中的外溢在這種環境下根本不會自然發生，更雪上加霜的是，當大部分企業沒有了外溢之後，原本應當要外溢的企業也可以獲得不外溢的好處，就造成整體薪資的停滯不前了。也因此只要GDP成長越多，中產階級就消弭得越快，造成經濟數據一片大好但經濟滿意度卻持續走低。而這種西班牙陷阱又砍掉了馬政府經濟發展的另外一臂了。
最後，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只剩下公部門支出與社會福利兩隻腿，社會福利固然令人滿意但不是主要的投票群體，因此這一腿又沒辦法創造聲勢了。公部門支出這塊，隨著重大建設的減少以及社會上對於軍公教福利名為改革實為羞辱的眼紅症，也等同是跛腳了。這些總總造成了馬政府既無法帶給人民光榮感與國家方向，經濟上又無法造成有感經濟，而又有反對黨租用社會團體來無端攻擊與貶低，能撐到最後一年才開始神隱，馬總統的意志力已經算是驚人了！只可惜正如張岱評崇禎所寫的：「先帝焦於求治，刻于理財；渴于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卻此十七年之精勵哉！」我們之後再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可能也只會留下雖然正人盈朝但是任何變革均沒有作用的感嘆吧！
圖片來源：馬英九總統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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