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民主國家仍然需要的是領導人而非僅是公僕的管理者。這並非因為奴性太重或是民眾集體決策能力太差之故，而是因為數學上的不得不然。

舉例來說，在理論上，民主制度被攻擊說集體不理性的例子之一是說民調都指出過半民眾認為應當要減少稅收但是又不願意政府削減支出。但是這一個命題其實也許只是數學上的誤導而已。一般來說，其實每個人在做決策的時候都有理性，也不是一昧地只想佔國家社會的便宜，但是為何民調上都會出現這種只想調降稅收卻不願意縮減財政支出的結果呢？原來呀，是因為每個人對於國家事項喜好的排序不同所致。

也就是說，大家都想少付100萬的稅金，但是有人認為應該縮減財政支出，有人認為應該縮減社福支出，有人認為應該縮減教育支出，導致雖然有過半的人支持縮減支出，卻沒辦法決定哪一種支出應當縮減，所以，看起來民意好像是一個只想少繳錢不想減少福利的貪心人，但事實上恐怕不只如此。

最貼近的事實也許是，由於每個人的政策偏好不同，因此在有多項選擇的政策上，光靠民調或是公民投票並沒有辦法給出真正的答案。所以，要在這麼多選項上做出抉擇、做出有利於社會大眾的行動，不能只是看著民意調查數字的總統，而必須是一位要有洞悉力的領導者，帶領社會走到一個最正確有利的道路上。

因此，對於民主制度的無限歌頌，彷彿只要能夠投票就神佛護體不怕刀槍，恐怕是一個太片面與樂觀的想像。光是數學上的分岐，就可以讓投票投不出結果出來，而且最後還必須要一個能勇於承擔做出選擇的總統才行。

台灣過去的許多問題，其實也就根源於對民主投票制度的過份自信，導致行政體系從總統開始往下，都不敢決策，只敢看民意調查施政，導致整個施政團隊迷失在民調的暴風之中，往東開也不是往西開也不是，做什麼民調都起不來，最後就是東試西試一事無成。

所以，要走出這團麻亂，也許就要請政黨與總統先背起領導的責任，先誠實與清楚的告訴社會，那些能做到，那些做不到，而在每個選項都有道理都有民意支持的時候，他要選擇哪個選項。唯有政黨與總統都能真正在「領導」而非躲在民調背後施政，政府才真正能替這個社會做出好的發展促進，而不是互相推諉指責，抹黑栽贓而終究一事無成。總統也才能真正名留青史，而不是保鮮期越來越短，大家競相比賽看誰的滿意度掉的最快、掉的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