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葉耀元
考試制度（或傳統的科舉制度）在東亞地區盛行已久，該制度提供一個相對平等的平台來促進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而在台灣，指考或學測的分數高低則自然的成為大學就讀校系的選擇依據。從高中的文理分組以至於各科系入取分數的排名，在在都顯示台灣重理工、輕人文的傳統，而這些分數排名也恰好的與該行業的基本薪資高低相呼應。簡言之，台灣的高等教育建置與資源分配的方式，似乎是完美的依循著把金錢當作最高目標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觀點。然以效益主義為指標的教育體制，真的對台灣有幫助嗎？
效益主義認為，人們行為的最終指標，就是極大化自己的效益。當然所謂的「效益」不見得指的是金錢或利益，效益也可以是人生的「快樂」或自己所認同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效益其實是一個多元的概念，每個人都可以有屬於自己不同的效益原則。
但在台灣社會，我們卻處處可以看到單一價值的效益原則；一言以蔽之，這個效益就是「金錢」。理工科之所以會被重視的主因，並不是該知識內容就本質而言遠遠超越人文社會學科，而是該知識可以用來創造「商品」，而商品進一步可以創造「市場價值」，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創造財富。
因為其所學可以成為產品製造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或是提供高報酬的服務，這樣的學科就變成人人心之所向的夢幻科系。換言之，我們的社會用市場原則與效益主義的單一金錢價值觀來衡量各學科的潛力，然後某種層度運用東方社會中父母對子女的影響與控制力來建構我們的高教體系。
但如果我們只盲目的依循市場來定義各科系的價值，台灣社會最終會面臨到兩個問題。其一，一個社會的運作不單只依靠這些可以創造市場價值的工作，社會的完善與發展同時間需要仰賴人文社會學科所帶來的多元性與批判性。
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目的並不是只在死記文本上的資訊，任何一個人文學科所致力的目標，是在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與思考能力，並運用該學科的理論來進一步提升整體社會的水平。如果理工科的價值在於其所創造出的財富，那人文學科的價值，則就是提供一個完善的社會平台讓理工科系所創造出的財富可以極大化，並分享於社會。而當這樣的人才消失之後，我們的社會還能健全的發展嗎？
其二，過度強調重理工、輕人文，會壓迫學生適性發展的機會。當父母不管子女的興趣為何，只希望他考進未來工作有保障，可以相對增進財富累進的科系，可想而知，這樣的學生未來對工作的熱誠自然也不會太高。人力資源的配置就有如同市場的供需法則，當你選學科的自由被剝奪之後（如同政府運用稅收以及其他規範來限制市場活動），你的產能就不會達到平衡點（equilibrium）。當多數人被迫面對金錢市場的現實，作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時，我們如何能寄望該國的經濟可以有效的發展，創造你我共同的最大財富呢？適性發展並選擇屬於自己的職業，才是極大化個人產能的最佳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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