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林穎佑博士
2017年中國大陸兩會期間，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於記者會上指出，關於南海問題，中國大陸會奉行鄭和下西洋的合作精神，反對西方馬漢的海權觀念。並指出中國大陸的海洋戰略是走合作非對抗的路線。但事實上馬漢的海權論其實包含了制海權以及利用海洋兩個部分。其中前者屬於「海洋控制」，端賴制海權、海外擴張、攻勢作為諸手段，其重心在建構一支強大的海軍；後者為「海洋使用」，其要素則有殖民地（市場、基地）、航業（海運）以及商業（生產）。因此，王毅所提的海權觀念應只是馬漢所論海權中的一部分，畢竟海權並非專指海軍武力，其為一個海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和軍事力量的總和，是一國運用海洋的統合能力。
如今中國大陸擘劃的海上絲綢之路便積極與鄭和事蹟進行連結，期望藉此達到歷史的傳承的目的。並透過鄭和的歷史融合海上資源開發以及海上航行安全，藉此做為各國合作的利基點，進而推廣海權。因此若能同樣以公共財的概念，在探討海上絲綢之路時，將經濟與安全的元素帶入於此，特別是帶入海上救難以及海上安全（包含反海盜）的建制上，都是當前海上航行經常探討的議題。
以過去國家主權的概念經略海洋，容易與他國發生摩擦，但若能以共同開發海洋利益為合作的出發點，甚至以海上航行安全的目的，參考亞投行「利害關係人」的概念，以全球參與、國際合作的模式將海上安全視為公共財，讓各國參與其中，完成建構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
甚至由民間財團出面，以經濟為優先考量，跨國企業為參與主體，共同籌組海上保全，來確保水域的安全，避免海盜襲擾，並確保海上通道安全，以商業力量作為行為規範建制的考量，成為一種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來處理海上議題。讓各國能在合作中尋找共同的利基點，創造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或許亦是未來可行之道。
借用過去傳統歷史的意義來進行包裝，是當前中國大陸為避免「中國威脅論」的慣用手法。值得反思的是，當年在明成祖以及鄭和相繼去世後，大明艦隊便無再遠航，其中許多的造艦技術以及航海人才也因此無法流傳，導致日後雖有意再朝海上發展，但卻無力重起爐灶。之後的海禁，更是將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拱手讓出，先被阿拉伯與印度所壟斷，再逐漸被西方人的新航路取代。當前海上絲綢之路雖有政治支持，但若忽略海權互利的本質，一旦政治決策改變，自然人亡政息，走向藍海的口號只是曇花一現。如何經略海洋，發揮海權，避免海上絲路變成海市蜃樓，這才是未來北京需要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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