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勞動部部長 陳雄文

攸關所有公教人員退休權益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雖皆已於今年六月底前完成立法，然法案通過前後各種抗爭活動就不曾間斷，截至目前為止，反對年改相關法案的團體仍到處陳抗，而政府因應的態度亦絲毫沒有軟化的跡象，依舊是用蛇籠、拒馬來代替溝通協商，而在雙方皆不願退讓的情況下，也進而導致日前世大運會場外的爭議事件。

政府一直將反對年改法案的陳抗團體標籤為「反改革」，因而窄化了彼此可能的對話空間，更限縮了對制度進行理性思辯的機會。況且，年改法案的強行通過，並不代表所有年改的相關問題就此迎刃而解。即便是政府當初念茲在茲的財務問題，也只是將基金收支失衡的時間往後遞延了一個世代，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如果我們以目前80.2歲的平均餘命來看，很明顯的，就算財務危機最終順利延後了30年，恐怕也僅能確保「部分」已退休人口的老年經濟安全，對於目前仍在職的公教人員而言，年改過後所面對的仍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甚至還未屆齡退休而基金財務早已入不敷出。

因此，政府在年改過後必須要反思的是，為何耗費如此龐大的社會成本進行改革，而年金制度依然無法永續發展？此外，財務問題不亞於公教年金的老農津貼與國民年金也只聞樓梯響，還不見政府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更遑論由於年金給付不足而日益嚴重的老年貧窮問題，也同樣未見政府在改革前後有任何的因應對策。特別是台灣即將跨越「高齡社會」的門檻，老年人口的健康、照護等需求勢必會帶給退休人口更沈重的經濟負擔，同時也會導致年金貧窮的問題更加惡化。

很遺憾的，政府對於老年貧窮問題的關注還不如所得替代率的多寡。例如，年改會執行長林萬億在年改過後曾表示：「公務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將於10年後調降為『本俸二倍』的60%…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34國平均為52.9%，仍高出許多，更高於鄰近日本的35%、韓國的39.3%。」基本上，政務委員林萬億所謂的60%所得替代率指的是年資35年者，而年資如果只有15年，則所得替代率將逐年降為30%，甚至比日韓還低。再者，不知林政委這段話是否暗示未來公教人員的所得替代率還有很大的調降空間？如果不是的話，政府刻意拿日韓來比較的用意何在？

此外，當我們進一步檢視OECD的報告可以發現，2015年時OECD國家老年人口的平均貧窮率為12.4%，日本則是19.4%，而韓國為49.6%。日韓兩國的貧窮率都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數，且韓國甚至是34個OECD國家中老年貧窮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我們要問的是，政府拿日韓的所得替代率來做比較，難道政府年改的目的是希望台灣跟隨日韓一樣向下沈淪？又或者希望台灣像韓國一樣有將近半數的老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年金制度的原始精神應該是在保障老年人口的經濟安全，且推動改革的目的也不只是在維持年金財務的健全。然而，我們從這次年改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老年貧窮並不是政府年改最關切的議題，反而是基金的收支平衡才是政府最主要的考量。但諷刺的是，年改過後各基金財務的風險依舊存在，這樣的政策矛盾不僅是政府必須要向所有受年改波及的民眾說明清楚的，且未來該如何確保所有老年民眾的經濟安全、免於貧窮的恐懼，更是年改過後政府最需要省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