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今年12月7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75周年，我們就來看看美國的崛起的一戰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人其實是懷抱著接收大英帝國霸權的承諾加上對普世價值的幻想而搭上了協約國的戰車，但是在戰後居然發現英國只打算給美國一個大國而非霸權的地位，因此怒而轉向孤立主義，要在美洲與太平洋之間當作文明的傳播者，自由的守護神。

這個思想一直維持到了二戰爆發，隨著納粹德國在歐洲的高歌猛進以及日本在太平洋的攻城掠地，美國在一次地走到了國家戰略的十字街頭，是要先歐後亞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還是專心對付日本，成為美亞第一霸來對抗二戰後的歐洲。

而在多數人都反對的情況下，羅斯福總統選定了先歐後亞戰略，在美國綜合國力的支援下，成為了戰後世界的獨強。有此可知，國家在崛起過程中的戰略選擇會帶來多大的差異。

鏡頭轉回現代，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直試圖恢復強國之榮光，因此在戰略選擇上也面臨要獨挑美國或是安於區域大國之位置。普丁最後放棄了與美國全面對抗的路線，而換來美國對俄里米亞與東烏的諒解，順利地成為區域霸權國（但也有可能是美國要利用俄羅斯來牽制歐盟），這又是大國崛起中的另外階段，先成為區域霸權。

這套體系，其實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了然於心，因此當時諸侯都要在名義上先弄一個方伯，也就是某區之諸侯之長，用現代國際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先被承認是區域霸權，才有資格去問鼎中原。因此，秦國從附庸辛苦上位成諸侯之一，之後的首要目標就是弄個方伯的頭銜，不過禍事也跟著來了，東方諸侯馬上組成聯軍去攻打秦國，弄到秦國只好向西擴張；要在過了數代人之後，才把重心放回中原，去問鼎之輕重。

今天，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自然是要受到先進霸權主義的封鎖與對抗，這是歷史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移轉，只是中國在選擇對抗的方向上，是已經有了二戰前的美國的底氣，可以直接對抗第一強權，還是只是秦孝公或普丁的底氣，只能先爭取區域霸權的地位，這種判斷的精準與否，以及隨之的戰略選擇，將牽動中國霸權復興的成功與否。

也就是說，如果評估無法對美國取得國力對抗的勝利，那就必須在美國的同意下（如同日俄戰爭時，日本得英國的同意做為英國在亞洲利益之代言人）成為亞洲區域霸權，或是因為反介入的實力夠（例如美西戰爭時，美國秀肌肉讓歐洲列強認為介入美洲事務並不划算）而默許成為區域霸權；而如果認為能夠給予美國重創，那就劍指美國，直接成為列強之一。

而台灣位居中美對抗的前延，久未經陣戰，而國民又安於逸樂，做為爭霸雙方的馬前卒恐怕並非全民之所望。因此與其作為荷蘭比利時等雖然號稱中立，但實質倒向英法的國家，在一開戰就變成戰場而使人民流離失所，不如作為西班牙或葡萄牙，兩邊討好安撫，等塵埃落定之後在靠邊站。

雖然大家都知道雪中送炭的收益遠大於錦上添花，但是如果雪中送炭的結果是把自己家變成戰場，而且收到的一方還認為是應該並非雪中送炭，那這種送炭也未免是一種最糟的策略選擇了。因此，面對蔡英文政府毫不保留的倒向美國，除了想問到底我們花了多少代價換來一通電話外，最應該問的是，我們換來了什麼？而換來的利益是否是長遠來看會以把台灣作為潛在戰場作為代價？而國人真的都願意用當作戰場作為代價來換取這些利益或支持嗎？或是更慘的是，萬一其實美國並沒有要給我們任何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