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楊泰順

近日來的兩則新聞讓人頗感困惑。一是蔡政府傳聞有意透過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與北京搭橋改善兩岸關係；另一則為蔡政府準備著手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國家機密保護法》，限縮退役將領與退職政務官赴大陸參訪的空間。兩則新聞看似無關，但近乎同時的出現，卻不經意顯示出蔡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進退失據。

與新加坡學界稍有接觸的人應該都瞭解，新加坡大學的系所與研究機構向來扮演相當吃重的政府功能，除了一般教學外，教授們還須承擔政府的政策智囊角色，為政府提供各項政策的設計與評估。故而，國立大學便宛如新加坡政府的分支，並不具有民主國家學術機構的獨立性。

新加坡由於曾表態支持南海仲裁案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造成中國對新加坡的強烈不滿。去年十一月中國透過香港海關扣留九部新國戰車，今年五月「一帶一路」的北京高峰論壇，又刻意遺漏新加坡，使新加坡成為唯一未受邀請的東協國家，這些壓力使新加坡在涉中政策上比以往更為謹慎。今年初蔡政府原屬意扁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長黃志芳出任駐新加坡代表，傳聞由於新加坡認為黃的政治標籤太過明顯不予接受而被迫臨陣換將。最後改派前貿協董事長，政治色彩較淡的經濟官僚的梁國新出任。本月初新加坡更在漢堡G20峰會上公開宣示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儘管該計畫可能削弱新加坡的樞紐地位，但眼前的利益逼得新加坡也只能選擇「傾中」。

如果新加坡國立大學肩負著實踐國家政策的使命，而國家政策又展現傾中的走向，蔡政府尋求新國學者扮演兩岸傳話者，豈不應了那句台語老話：「找鬼拿藥單」。對台灣而言，恐怕未見得有利。

有趣的是，在傳聞尋求新加坡學者協助的同時，蔡政府也開始考量要對退職政務官與將領的大陸行，進行更嚴厲的限制。

的確，某些退職政務官或將領可能利用兩岸的矛盾，破壞台灣團結換取個人利益。但受不了利益誘惑而傷害台灣的人，絕對不只限於退職政務官或將領。台灣畢竟自稱為民主法治國家，如果認為參加對岸活動不妥，政府便應訂出明確界線，讓全民知所遵循，如蔣經國時代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而非以退休俸取消為要脅，針對特定族群訂出長達15年的禁制令。尤其，某些政務官任期可能僅有數月，涉及的機密範圍也有限，卻同樣必須受到15年期限的約束，明顯不符比例原則。政府若能訂出明確的界線，一般民眾踩線也同樣必須受到懲處，在法律一體適用的前提下，相信民眾也會有較高的支持度。

但話說回來，蔡政府今天會跑到新加坡拜託外國人奔走兩岸傳話，已顯示兩岸對話有其必須維持的理由。若是如此，與其託付外國人，又何不善用血脈相通的自己同胞？台灣人就算「傾中」，身家財產仍然無法與台灣切割，查證與管理更較為方便，有效運用當然有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透過台灣「無妻無產」的新加坡人代為傳話，誰又能保證他不會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出賣台灣？

說穿了，這些矛盾的出現完全就源自於政黨之私，而非所稱台灣尊嚴與安全的考量。台灣執政當局為了貪圖與大陸經貿往來的好處，根本不敢研擬一體適用的兩岸人民往來準則（以今天國際條件而言，就算有也難以執行），但卻又擔心沒有設限的交往可能有利於在野黨，故而構思以透過「維護國家尊嚴」、「防制軍機外洩」等大帽子，遂行縛綁在野黨與大陸互動的算計。經過兩次的政黨輪替，目前與大陸維持良好互動的退職政務官或退休將領，多數均為國民黨員。故而，擬議中的修法如果實現，首當其衝的便是國共交流的急速降溫，下半年的「國共論壇」更將因此告吹。由於兩岸關係自來便是國民黨的強項，這個擬議中的修法擺明了就是要廢掉國民黨的最後武功。

《黨產條例》成功的清算了國民黨的資產，《年金改革》也將國民黨的主要支持者整得奄奄一息，如果《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修正又剝奪了國民黨的最後舞台，民進黨當然又更接近一黨專政的格局。但問題是，這果然符合台灣人民的長遠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