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政研所　張逸帆

年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離退休幹部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要「始終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用黨章黨規黨紀規範自己的言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並且「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隨後，《新京報》發佈題為《哪些退休官員用「餘權」插手政治？》（http://news.sina.com.cn/c/2016-02-10/doc-ifxpmpqp7497201.shtml）的社論，彙整了斯鑫良、趙少麟、陳柏槐等數個「退休後仍插手政治，不守規矩的典型案例」。

與民主國家追求簡潔清晰、直接了當的宣傳方式不同，中共的文宣往往是隱晦曲折、含沙射影的。這種聲東擊西、指桑罵槐的方式有時或許會讓人覺得難以捉摸，但如果細細看來，我們卻也不難發現，它絕對不是無的放矢。我們尚未忘記，影響了中國數代人的文化大革命，其導火索便是對吳晗所著之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這便是典型的「由古論今」。無獨有偶，1978年《光明日報》刊發了大名鼎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雖然從表面上看，「如何區分真理與謬誤」似乎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哲學問題，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這其實是鄧小平向毛澤東指定繼承人華國鋒所發起「開戰宣言」。中國的政治向來講求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隱晦性，那麼，這一次是否會是一次例外呢？

從《新京報》文章所點名的這幾名退休官員的級別來看，最高的斯鑫良等四人均為副省（部）級，而名列其中的高少鵬與王世坤退休前僅僅是廳局級的幹部。但是，據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因為「反貪腐」而受到處分的中共官員，僅副部級就有近九十人，正部級及以上官員也有十六人。也就是說，若以習近平「反貪腐」「打老虎」的力度來看，這幾位似乎還不值得讓中辦與國辦專門興師動眾地發佈「指導意見」。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在這幾位退休官員當中，斯鑫良的落馬時間為2015年2月，趙少麟、陳柏槐、陽寶華則分別為2014年10月、2013年11月和2014年5月，均不是最近發生的案例，為何在此時被「舊事重提」？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共為何在此時特別點名「退休幹部」？其意欲何為？

然而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討論另一個問題，那便是：退休官員為何依然擁有「餘權」？在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與小農經濟當中，社會變遷與社會流動的速度極為緩慢，因而「長者」的經驗傳承顯得尤為寶貴；而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強化了這種「以老為尊」的文化認同。「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觀念在長期以來深深地扎根在中國社會當中。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儘管中共已經制定了明確且嚴格的退休制度，以避免一黨專政常見的「職位終身制」的問題，但依然無法完全擺脫「權力終身制」的困境。1992年，沒有任何正式職務的鄧小平可以通過一次「南巡」，確定整個中國發展的總路線；而中南海裡的「江澤民辦公室」，更是一直到十八大前夕才被撤銷。也就是說，在中共政治當中，「退休」並不意味著政治權力的終結，相反地，退休官員依然可以憑藉其「江湖地位」、政治資源乃至手中所掌握的在任官員的「把柄」，持續呼風喚雨。

因此，中共此時所發佈的《意見》，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份對退休官員的規範與要求，但實際上不僅僅是對「老人干政」的一次正式宣戰，更是反腐行動的全面升級。將斯鑫良這幾個案例集結起來，點出在退休官員當中同樣存在貪腐與濫用餘權的情況，其真正的目的是在於明確將反貪腐的範圍從在任官員擴展到退休亦或者說前任官員。如果我們結合去年《人民日報》所發佈的社論《辯證看待「人走茶涼」》（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810/c1003-27434178.html），主張老幹部應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一「前奏」來看，反腐擴大升級的趨勢已然十分明朗。

但這場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真的能夠徹底解決中共「老人干政」與「權力終身制」的問題嗎？亦或只是通過一場運動，推倒了一撥人，又重新扶植起沒有本質差別的另一撥人？這一次的反腐升級，是否能夠幫助中共朝向更為制度化的方向邁進，與「長者們」做一次永遠的告別呢？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將在不久的將來逐一得到解答。

既然前方烽煙將至，那吾等便靜候佳音吧。